专访王志乐：从投资输入国成长为投资输出国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刻，从过去的投资净输入国到成为现在投资净输出国的转变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二者间有什么不同？在这个时期我们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又该怎样做才能适应世界新的竞争规则呢？为了解答这些疑问，SMG融媒体记者对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教授进行了采访。

一、中国从投资输入国成长为了投资输出国家

背景资料：中国“走出去”的发展情况

2016年1月12号，万达在北京宣布以35亿美元收购美国传奇影业公司。这被认为是迄今中国企业在海外最大的一桩文化并购。

 万达的大手笔其实也是中国近几年对外投资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市场，包括劳务输出、并购企业、建设工程。其中中海油并购尼克森，联想拿下IBM笔记本，以及万达接连并购AMC传奇影业的跨国并购事件，都震撼了世界市场。

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其实已达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5.5%，如果再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该年我国对外投资达1400亿美元，比中国引进外资多了约2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2014年对外投资额已经超过了引进外资额，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中国开始进入投资输出超过投资输入的新常态，这也将成为中国新时期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特征。

另据统计，2015年中国企业共实施的海外并购项目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其中，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以46亿欧元收购意大利倍耐力集团公司近60%的股份，是2015年度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投资并购项目。从并购金额上来看，地方企业占到并购金额的75.6%。普华永道此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北美和欧洲等成熟市场已然是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最重要目的地。

此外，民营企业在海外并购中继续领跑。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是国有企业的近三倍。美国一家智库近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已成为全球并购交易的重要驱动力,已从单纯的资源买家,转变为几乎涉猎所有行业的更为成熟的参与者。报告分析认为中国企业的目标更加多元化。

在欧洲，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在过去一年收购了很多英国办公室建筑，并且从伦敦市区开始投资，逐渐扩展到伦敦的周边。具体而言，赴英投资地产的中国的投资者分为三类：一是平安泰康，人寿等国有企业和大型保险企业，这类也是交易最为活跃的群体；二是万科，中国海外集团等开发商企业；三是基金公司和个人房地产交易。

记者：我们知道中国现在已经从投资输入国转变为投资输出国，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王志乐：这意味着中国现在无论是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即产业）还是微观层面，三个层面都发展到了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从商务部统计来看,2014年起中国实际对外投资的数量就超过了实际引进外资的数量。今年到5月份为止，我们向外投资也比引进外资多了大概200亿，这表示中国已经从投资净输入国变成了投资净输出国。这个转折点很重要，因为从1979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就在引进外资，一直到2008年左右才开始去发展对外投资。

这个转变意味着很多。第一，过去是外国投资者来中国投资，使中国能融入全球经济，而现在中国由被动变成了主动，这在宏观经济中是很大的转变；第二，以中国各个产业的角度来看，过去中国处于全球产业的低端，也就是制造组装环节，但现在我们靠对外投资走向了高端；第三，对企业来说，过去它们都是“引进来”（指外商合作、建立合资企业等），但现在它们要“走出去”，主动去整合全球资源。

记者：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也就是这个时代，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王志乐：这个时代主要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有巨大的产业，但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力却不大。所以对中国来说，只有在全球产业链中整合全球的资源，同时把自己的产业做得更大，更强，才能使其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走出去”也会同样给投资所在国带来价值，帮助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双赢多赢的过程。

二、从投资输入国思维成长为投资输出国思维

背景资料：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简析

2009年，中铁公司在波兰中标了一个价值4.72亿美元的高速公路项目，但这个价格实际还不到波兰政府预算的一半。这么低价拿单，中铁公司认为可以有效压缩成本，先在波兰树立口碑，然后可以拓展整个欧洲市场。但是施工一展开，中国企业完全掉入了陷阱，因为不仅不能赚钱而且还要赔很多钱。为按期完工中铁公司成本急剧上升，无法承担天价亏损的中铁，黯然退出波兰市场。

在过去20年尤其是最近10年，中国企业走出去成果丰硕，但是失败的案例也有不少。比如说前面我们说到的中铁，一些企业交付了昂贵的学费，有的甚至为此面临生存危机。

2004年上汽集团花5亿美元收购了韩国第五大车企——双龙公司的48.92%的股权。后来上汽又多次增资扩股，从而成为双龙最大的股东。为扭转双龙亏损的状况，上汽一度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希望裁减冗员。但是上汽此举遭到了韩国工会的强烈反对，最终上汽不得不退出双龙。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个投资净输入国。在过去30多年引进外资实践的基础上，我国企业和政府基本上是根深蒂固的投资输入国思维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策体系显然难以适应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出现的这一历史性转变。

记者：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样的时代里，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投资输出超出投资输入的新的常态，而这也将成为中国新时期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特征。那该如何把握好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机遇？

王志乐：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其实是有自己的优势的，所以很多企业已经开始“走出去”了，但它们还需要些理性和智慧以及思维和观念上的转变。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包含着从投资输入国到投资输出国的不同思维的转换。投资输入国的思维以保证自己的安全为首，外人进来投资，我们不能让他冲击原有的产业，影响国家安全。于是我们制订了相应的政策，一是限制准入，也就是限制某些产业不允许投资；二是限制股权比例，比如汽车业中规定：“若是非本国人投资我国某家汽车公司，他最多占该公司50%的股权”；第三就限制利润，不能让投资者把外资，外汇全部带出我国。简单来说，投资输入国的思维主要是尽量保护本国的企业。而作为投资输出国，我们会希望对方国家能放开地让我们投资，或者遇到不当竞争时能给我们国民待遇。这种思维相比投资输入国的保守与内向，更为开放和高等。

但中国现在制订的政策，国民对外资的看法，企业跟外商的竞争都更倾向于自我保护，这并不适合现在我们“走出去”的常态。举个例子，我去某地考察，那儿的政府认为只有引进外资才能创造GDP，发展当地经济，但他却忽略了对外投资能创造GNI（国民总收入），也叫GNP（国民生产总值），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帮助。

企业“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打造全球价值链，在全球整合资源，它必须考虑到其中的非商业风险，或者叫非传统的商业风险，比如社会责任、合规责任、环境责任 在一些高度冲突的地区还有地缘政治问题，比如中国在缅甸投资密松大坝，由于当地对文化了解得不够，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发生冲突以后，这个大坝就做不下去了，前期投资打了水漂。

所以我觉得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风险是非商业风险，一定要了解新的竞争规则。要把握这个历史机遇，我们就需要改变原有的理论观念，政策体系以及企业行为，以适应我中国的新时期开放型经济型态。

三、从本土企业成长为全球企业

背景资料：中国企业向全球公司发展的现状

中国全球公司的发展路途并非一帆风顺,一些企业甚至举步维艰。

华为曾于2010年5月斥资200万美元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3LeafSystems。2011年2月11号,美国国会小组以安全考虑为由,要求华为剥离已收购的3LeafSystems获得的科技资产,华为曾一度拒绝此项提议，并等待奥巴马作出最终决定，但最后却依然向美国投资委员会妥协，撤销了对美国三叶公司技术资产的收购。这意味着华为第二次进军北美市场的尝试再次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华为曾还想收购美国网络设备制造商3COM，想竞购摩托罗拉无线网络部门，想竞购美国私有宽带互联网软件提供商2Wire，却每次都惨遭失利。

1992年全球市场出现以来，跨国公司已经或正在转型。他们从跨国经营走向全球经营，从中心辐射式走向全球网络式的管治结构，从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走向承担越来越大的全球责任。随着全球公司的发展，过去的企业价值链延伸，形成了全球价值链以及全球产业链。通过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全球公司与投资所在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汇，进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自己在海外的投资经营活动,和相关国家建立了比过去更为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全球公司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动机，也是我国市场经济转型的催化剂，但是和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它们从跨国公司转型为全球公司,有经验的积累和提升过程，而中国企业一开始就面临着全球竞争，必须按照全球公司的标准开展经营。

记者：其实现在中国也有很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像华为、吉利这样的大企业，他们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和成功投资的案例。那么这样的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当中，是否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呢？

王志乐：那是肯定的。就如华为收购美国三叶公司(Three Leaf)，美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阻止中国企业正常的收购，这很过分。这样的事是没有人能预料的，但它就是存在。据统计，从上世纪末至今，美国执法当局已经处罚过150个公司，其中有30多个在中国涉案。

记者：那我们的企业现在需要从哪些方面做一些准备？我们还有多少路要去追赶呢？

王志乐：若要走到这一步那么企业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中国企业想要从一个较高的起点出发，实现跨越式发展，也就是从一个刚起步的跨国公司到成熟的全球公司，他们就必须先了解转变后的新规则和新方式，并且将其把握住。

举个例子，之前中国吉利公司收购了比它自身更大，品牌影响力也更大的沃尔沃，导致它在海外的业务量较多。吉利公司非常关注合规，李书福总裁最近在一次大会上也强调“合规”。他说，现在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就好比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都要高度重视合规。“合规”的“规”包括国际的规则，各国的当地法律规则，还有咱们中国自己的规则和职业道德规则。

企业的道德规范也需要合（规），正如华为公司的任正非总裁所说，一带一路是个很好的战略，但是我们要考虑到海外去投资时我们能给当地创造什么价值，不能太自我。这个领悟非常正确，它很准确地抓到了世界竞争规则的转变，因此华为发展得很迅速。

记者：这些软实力是一个企业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吗?还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环境，包括政策方面和整个社会观念的变化？

王志乐：这是当然的，光凭一个企业这么做是没用的。比如在“合规”方面，很多国外的大公司推崇“独行快，众行远”。

除了华为、吉利等公司，中国的政府部门也在积极地推动企业去适应国际上新的规则，他们已经在五家央企，还有像中石油和移动等公司开始试运用合规的管理体系。

这种带头企业的标杆，政府部门的支持态度，每个企业间的互相学习和经验的交流都是必要的，所以这必定不是一家企业就能做到的事。

（实习编辑：温雨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