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视频丨弑师、砍人、盗窃，原来是这些孩子

铁门，常年落锁，一门之隔，两个世界。

进入这扇门的，都是脸庞稚嫩的孩子，然而他们，或是手沾鲜血，或是偷窃抢劫，或是恶意伤人。他们此刻都在高墙之内，终日不得踏出铁门半步。学校门外，背靠“桃花村”，和刚刚修缮一新的S217省道，车来车往，花花世界的诱惑不言而喻。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14岁以下的儿童犯罪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这里有近60个孩子，他们都是少年犯，然而他们的一个特质却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们中超过90%是留守儿童，80%是单亲或重组家庭。褪去犯罪的标签，每一个故事都映衬着大时代洪流之下，一个个家庭的血泪。

手拿砍刀的少年

即便你知道，这些在操场训练的孩子都曾有过恶行，但依然很难把苏朋和“杀人犯”联系在一起。他今年13岁，个子是一群孩子中最矮的，面容白净，褐色的眼瞳，被别人注视时神情躲闪，四肢细瘦。统一的绿色军T恤码数太大，松垮地套在他身上，衣服肩膀处的破洞有五六厘米。

我见到他的这天上午，他和一批同学正在被罚跑，一圈30米左右，一共500圈。

出事的那天是3月27号，天气已经回暖，但苏朋还穿着棉袄，他已经5天没回家了，跟同学在外面混——旷课逃学，没日没夜地去网吧打英雄联盟，玩手机打王者荣耀。回到村子里，苏朋在村口等同学，一个村里相熟的老奶奶看见他几天都没回家，便指责了他几句，大意是小孩子别老跑出去玩，你再这样我就告诉你爷爷。

这对一个刚从外面“野”回来，还在兴头上的男孩来说，这些“骂我的话”分外难听。于是冲动之下，他从附近院子里找到一把砍柴刀，手里紧紧攥着这把砍刀，三刀砍死了这个66岁的老人。看着血从身体里流出来，苏朋不是没有恐惧，但他还是冷静地把尸体拖到了附近的一条沟里，用几个麻袋裹了起来。

不出几个小时，事情败露，苏朋被立刻送去派出所。隔天，他坐着警车，被警察押送到了这所工读学校，没有随身行李，也没有家人陪同。8月20号是他14岁的生日，但是13岁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弑师之后，回不去的学校 摆不脱的罪名

2015年10月，湖南省邵东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少年杀师案。三名学生因在学校小卖部偷窃食品被老师发现。担心老师报警，冲动之下，学生用木棍将老师打死，随后抢劫了老师身上的2000元钱，用来在网吧玩了一晚上。

事发之后，这三名学生均因不满14岁，都被送进了邵阳工读学校。不到两年的时间，除了年龄最大的小鑫之外，其他两人均已回归了社会。其中最小的张某只在学校待了两个月，就以先天性骨折为由申请离开。

最初，小鑫觉得自己像困兽一般被“囚禁”在这个学校里，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枯燥重复，周而复始，这让他无数次想过要逃跑。两年期满在即，他说自己最大的改变是“脾气改了很多”，不会像以前那么冲动。

15岁，踏出这个铁门，他不想再跟以前的朋友联系，因为“那几个不三不四的朋友已经去坐牢了”。学校也许回不去了，他想出来适应一段时间后，或许选择去广东打工。

小鑫的改造状况还算不错，但“弑师”的罪名，成为他人生抹不去的污点。“外面有很多流言蜚语，我在这里虽然是听不到，但是我爸妈他们就也有很大的压力。”

当初犯案的三人，只有自己还在这里，小鑫非但没有觉得不公平，反而觉得“当时是我带着他们去的，对他们很愧疚，他们走了还好一点，不会在这里吃苦了”。

即使苦行僧一般的两年熬过去了，但重新回到社会，才是对“罪童”最大的挑战，心理矫正之路，依然漫长。如何被社会接受，如何避免重新走上原来的轨迹。

第一次尝试到错误与责任的滋味

留守儿童，是这所工读学校里包括苏鹏和小鑫在内的，大多数孩子的共同标签。

苏朋6岁时父母离异，生父在外地打工，母亲改嫁他乡，苏朋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跟爷爷在农村生活。虽然母亲有意把他带到改嫁后的新家一起生活，但生父执意不肯，于是他就成为中国902万留守儿童中的一个。

爷爷已经年近八十，平时会督促苏鹏上学做功课，但十几岁的孩子终究还是管不住。苏鹏说，离他学校七八十米的地方就有一个网吧，平时他经常会跟朋友去那里打游戏，“不用查身份证，一小时四块钱，随便玩”。

而小莫的故事，就更心酸一些。他今年14岁，寡言内向。5月9日，他因和朋友在便利店偷窃40条香烟，被警察抓获后送进工读学校。

小莫的生父因吸毒贩毒在监狱坐牢，母亲改嫁后与继父在广西生活，他从小在湖南老家与七十多岁的奶奶生活在一起。今年年初，他从学校退学了。在此之前，从小到大所有家长会，都是舅舅或者奶奶去给他开的。

父母，对他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词语。

2016年春节，小莫的母亲回乡过年。此时，他已经七八年没见过妈妈了，看着眼前这个人，“我问她你是谁？她说她是我妈，我觉得很惊讶，也没回答，我就走了。好陌生，她是个外地人吧。”这些描述，几乎勾勒出了他对妈妈仅有的印象。

“也恨过他们，因为妈妈不在我身边，每次看到别人家长都很羡慕别人。”老师说小莫属于反应比较慢的学生，不善言辞，但谈及父母，他少见的说出了这段连贯的话，把脸转了过去，眼睛闪着泪光。这些被动成为留守的孩子，父母和家庭长期缺位，身边没有人告诉他们善恶是非，迈入这扇铁门，是他们第一次尝试到错误与责任的滋味。

“你之前知道偷东西也是犯法的吗？”

“知道，但是我以为自己还小。”

“所以觉得偷了东西就不用负责是吗？”小莫点头。

如果父母没有缺位，也许他的人生轨迹不该是这样的。

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对她下狠手

清晨六点半，一记响亮的起床口哨声，所有学生穿戴整齐后开始40分钟晨训，随后排队洗脸刷牙，有专门的同学给所有人挤牙膏——最大限度地减少学生个人的物品，也避免任何潜在的凶器。早餐通常是两个包子。

高压管理，是学校一贯坚持的准则。眼泪，是这些孩子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

“这些孩子在外面基本上就是可以说很嚣张，但其实内心里是很脆弱的，有的时候讲到父母，他们也会流泪的。”

左蝶是学校仅有的两名女少年犯之一，她因为卖淫和恶意伤人罪需要在这里待至少半年。回忆起当时作案的情景，她丝毫没有迟疑或胆怯——她逼迫一个15岁的女孩卖淫，女孩不肯，于是她就和另外三个同学把这个女孩关在农村的破房子里，然后她独自用木棍把这个女孩打到“没有人样，满身是血”。直到女孩半夜趁着没人从房子里爬出去报警，才得以解脱。描述之中，左蝶多次强调，这是她第一次动手打人。

留守状态和原生家庭破裂，让这个本来性格就有些泼辣的女孩，内心蔓延着一种戾气，“那个家（母亲改嫁后的家）又不是我的家，我在家里永远是多余的。那时候完全就好像自己没心一样，就直接走了，管都不管。”

学校书记周红说，“这个姑娘实在太难管了，身上不好的习气实在很难扭过来”，仅仅一个月时间里，她就挨了两次鞭子——最严厉的惩罚措施，第一鞭打在身上的时候，直接打趴下了。“这里所有人都知道，我不怕打。”语气透着老道的江湖气，不免让人觉得这个女孩可惜又可悲。

采访过程中，我多次问她，你后悔吗？她都看着我的眼睛，毫不犹豫地说，不后悔，如果重新来过，我还是会这样对这个女孩痛下狠手。

这个女孩的性格脾气，让我印象深刻。然而当我问她，想不想做个好孩子，她依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我不知道她的狠，是否来源于被家庭“背叛”的恨，或是对自己所经历一切的报复。

来学校的第一天，发疯地想逃出去

工读学校，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开设的特殊教育学校。邵阳市青少年训练学校是湖南省仅有的三所工读学校之一，当地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与该校合作，对公安机关送来的少年犯进行管理。

每一个来这里的孩子，在外面都是“无法无天的小霸王”，初入这个戒备森严、军事化管理的学校，都会“发疯地想逃出去”。用心理老师彭栋明的话说，如果刚来的时候你不想跑，那你一定是脑子有问题，但如果来了一两个月还想跑，那也没什么出息，因为你应该明白，插翅难飞，你跑不出去。

宿舍楼的门窗均有三层防盗网，集体宿舍一间可以睡20多人，只有两个吊扇，酷暑难耐的夏天，这样的条件着实有些简陋。一些床铺是相连的，上下铺都可以睡，但相邻的学生必须头尾错开睡，以防窃窃私语。

目前，学校里负责管理有犯罪记录学生的老师共有8名，其中不乏退伍军人。24小时无间断的看护，即使晚上睡觉，也会频繁地进行夜巡。值班老师的宿舍就在两间学生大宿舍的中间，墙面有两个洞，可以分别观察两个宿舍学生，一点风吹草动，老师都不敢掉以轻心。

周红是这所学校的书记，工作超过13年，接手过无数问题少年，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两年留守的孩子越来越多，犯法的情节也越来越严重”。翻看少年犯学生的花名册，罪名有恶意伤人，有偷盗抢劫，也有令人咋舌的故意杀人。从2004年至今，整整27页，记录在册的学生超过400人，还有很多短暂出现在学校，但因为各种原因可以提前离开的学生没有记录进去。

跟这些学生在一起，周红每天都觉得如履薄冰。一年365天，他几乎全都住在学校，需要外出办事离开时，只要看到学校打来的电话，心里就会咯噔一下，怕学生捅了什么篓子。这样的日子久了，当他迈出铁门，也会觉得恍如隔世，不仅仅是刚从这里出去的学生需要适应社会，他也会觉得自己跟外面的社会有些许脱节。

无人探望，这些被家庭再次抛弃的孩子

工读学校里这些犯下大错的孩子，最初并非就是旁人眼中十恶不赦的坏孩子，但当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夹杂着缺少父母的关爱和陪伴，原生家庭的裂变，网络信息泛滥，隔代抚养的老人并不能对他们有实际的威慑力。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发生的化学反应，就会让人扼腕叹息。

即便触犯法律被送进工读学校，这里的一些孩子依然会处于被家庭抛弃的状态。“有些孩子在这里生病也没有家人来看，或者也不安排亲戚来看，孩子从这里改造结束之后，送他回去父母都不要，甚至叫家里的亲戚也不会接受这个孩子。”

在工读学校采访的过程中，张超告诉我，他在这里改造的半年时间里，没有一个家人看过他，争取到给家里打电话的机会后，第一时间打给了妈妈，发现熟悉的手机号早已经变成了空号。现在，距离他改造结束只剩半个月时间，联系不到母亲，父亲还在坐牢，按照离校手续中必须父母一方来接的条件，他很恐惧，自己可能还要继续在学校里煎熬。

在犯罪这个结果中，这些孩子是施害方，然而置身于家庭的责任和留守问题严重这一社会大背景之下，这些孩子，又何尝不是受害者。

铁门外，留守儿童与少年犯的距离有多远？

铁门背后的罪童之殇，已经足够让人痛心疾首，铁门外，那些游荡在学校之外、问题边缘的孩子，是否会重蹈工读学校里少年犯的覆辙？留守儿童和犯罪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在湖南邵阳的农村，多数人家都盖起了两三层小楼，却难觅青壮年的身影。8月，部分留守的孩子被送去父母打工的城市度过暑期。但村里更常见的景象是，调皮的孩子或是在村口巷尾撒欢儿地玩，或是在网吧游戏厅打游戏，年迈的老人在家中准备好饭菜，站在门口一声一声地喊孩子回家。小薇的家在邵阳新邵县小塘镇，在同村人眼里，她是个“不学无术”的孩子。

小薇今年12岁，五年级就开始退学在家，如今已经有两年。母亲在她三四岁的时候就离开家再也没回来了，父亲身体有些残疾，常年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她和八十多岁的奶奶。

小薇性格很调皮，采访过程中会经常做鬼脸，但只要提及“你爸妈去哪里了”，她的神情会立刻变得垮丧，一言不发。她不知道妈妈去哪里了，也不知道爸爸在做什么工作，重点在于，对于父母，她“一点都不想念”。

同村村民对我说，退学的这两年，小薇的爸爸回家时，多次想把她重新送回学校，但她实在太调皮了，没有学校愿意收她，也没有老师愿意教她，也怕她在班里影响别的同学学习。这样的处境不免让人担忧，她平常会接触什么圈子？遇到什么人？受到谁的影响？没有父母的陪伴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遇到特殊状况，她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不得而知。

重回社会，罪童的考验刚刚开始

外出打工，赚钱养家糊口，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这是进城务工人员最朴素的想法。但由此产生的家庭和教育问题，确实横亘在现实中，无可逃避。

中国农民工总量有2.74亿，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这其中包括无数苏朋、小莫和小薇们的父母。2016年，国家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公布不满十六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相比于2012年公布的6102万，这个数字已经有了大幅的下降。

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夏告诉记者，虽然留守儿童的犯罪率呈现高发的趋势，但并没有明确的数据。2013年，共青团中央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针对服刑人员在未成年时期的行为规范情况进行统计，发现没有跟父母或完整家庭生活在一起的孩子，犯罪率高于与正常家庭生活孩子26.5%。也就是说，每100个孩子里，留守儿童潜在的犯罪风险会比正常家庭的孩子多26个。

另外，踏出工读学校的铁门，重新融入社会，对这些孩子来说才是真正考验的开始，“回归社会之后如果没有得到一个正常的接纳或是吸收，他们可能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比如重新实施犯罪。”如何让他们改过自新，从人生的漩涡中走出来，只靠一所所这样的工读学校和两年的改造教育，远远不够。

留守儿童，他们本是社会转型中的受害者，犯罪只是结果，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从成为留守的那一刻起，他们内心因为缺失亲情而备受的挣扎和不安。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看看新闻Knews记者：赖瑗 蒋金轮 张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