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无派

【视频】“时代·江南”名家联展意在打造江南文化圈

“海派”是什么？大多数人会想到四个大字“海纳百川”。

最近，由上海书画院、江苏省国画院、浙江画院共同主办的“时代·江南”——江浙沪名家（部分）作品联展在上海市文联艺术馆举办。陈佩秋、方增先、何水法、孙永、周京新、徐乐乐等五十一位参展艺术家共计作品九十四件参展。

三地联展又再次引出了海派画家程十发先生说过的“海派无派”的话题。

陈佩秋画作《花山珍禽》。

“海派”由来

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海派”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它不是由书画而起，也并非为文学而生。“海派”首先出现在京剧界，并且还是“骂”出来的。

清末，北京京剧界骂上海的京剧是“海派皮黄”，上海京剧界则回敬北京的是“京派皮黄”。这也是海派京剧的源头，它的特点就是勇于革新创造，善于吸收新鲜事物，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有时候会过于追求噱头，华而不实。

作家沈从文则是“京派”与“海派”之争的引发者。他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中，讥笑上海的作家，苏汶则在上海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接着，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就展开了所谓“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海派”这个概念也就这样引入了文学界。

鲁迅由此撰写了《“京派”和“海派”》，说了这样一段话：“……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此时，“海派”“京派”被鲁迅各打五十大板，已无褒贬之义。

而最初出现在美术领域的“海派”也同样是贬义。1899年，张祖翼跋吴观岱的画：“江南自海上互市以来，有所谓海派者，皆恶劣不可暂注目。”在这里，“海派”可以理解为今天我们所说的行画。

但是，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潘天寿写的美术史中，就出现了“前海派”、“后海派”的划分，这时的“海派”则可以理解为“海上画派”。

方增先画作《远望》。

海派无派

首先，“海派”不是流派。虽然海派传承百年，名家备出，但是正如艺术评论家徐建融所言：“海派是一个孵化器，是个温床，可产生许多流派，产生许多画家，吸收各种流派来上海。”

其次，“海派”不是一个地域性的名词。如果把“海派”和“京派”放在一起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

从绘画流派来说，“南宗”、“北宗”的画家的确受地域影响，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绘画流派。

但是“海派”却不仅仅表现了地域性，正如鲁迅指出的“海派近商”，它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文化现象，到如今演变成一种文化精神。

据徐建融统计，海派画家45%左右来自浙江，35%来自江苏，另有25%来自其他地方，这其中才包括上海本地。“浙江的画家也好，江苏的画家也好，都是同上海有来往。不管海派什么特色，它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国际化的都市经济，这个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现象也好，精神也罢，“海派”这个词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自带“近商”基因。董其昌那个时代的画家都是业余画画，专职做官。而到了近现代，画家是专职画画，靠卖字画谋生。

我们不能回避一个事实是：海派京剧票房好，海派画家画卖得好。当年，海派先驱“一赵”、“二熊”、“三任”、“四大家”都曾在上海靠卖字画为生。

据资料记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大千、吴昌硕、吴湖帆、冯超然、溥儒、陶冷月的画价是最高的，动辄用黄金计。

期间，卖画最为轰动的是1948年张大千在上海成都路的中国画苑内举行近作展，共展出99件作品，绝大多数为工笔重彩。每天参观者人头攒动，拥挤不堪，订购的红纸条贴上了“满堂红”，有些画还被复定3至5起。

展览会上有人为画展所得试作估计，约可等价于市上的黄金达一百几十条（约一千几百两）之多。

近年，学术界提出“海派失威”。对于旁观者看来，最直观的就是现在的海派画家在拍卖场上难有当年吴湖帆、吴昌硕他们那般风光。

不可否认，当时的海派画家善于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改变自己的画路，以适应市场的需求。适应市场需求和刻意迎合市场还是不一样的。

当然，吴湖帆那时的艺术品市场和如今动不动就“资本”的市场也是不一样的。

艺术也不应见到“市场”就谈虎色变，刻意回避，只谈精神、心性、理想。一个真正懂画的市场对于艺术本身具有良性的影响力，我们看看早期西方绘画发展就可以发现。

所谓“海派”就是能兼顾作品“叫好又叫座”，这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国际化都市经济是分不开的。

（编辑：超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