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红色征程从这里开启

202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正所谓“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在讲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位于南昌路100弄的渔阳里始终是一个必须被提到的话题，这里曾是红色征程的起点。

南昌路100弄渔阳里建造于1912年，有八幢两层石库门住宅所组成，后为与稍晚建造的现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作区别，在许多党史类书籍或文章中会将稍早建成的南昌路100弄称之为“老渔阳里”，而将淮海中路567弄称之为“新渔阳里”，这片弄堂后来曾一度被改名为“铭德里”。

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

淮海中路567弄新渔阳里

老渔阳里2号原为辛亥革命后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住所，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南下上海后开始居住于此。柏文蔚为何要将老渔阳里2号借给陈独秀居住呢？这还要从他俩之间的那段“革命友谊”说起，陈独秀与柏文蔚均为安徽人，早在1903年时柏文蔚就曾聆听过陈独秀发表的爱国演说并深受鼓舞，后来他们还曾在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中成为过战友，在辛亥革命后共同治理过安徽，在柏文蔚担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期间陈独秀曾被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并“治皖有功”，为此当时还曾留下有“武有柏、文有陈”的佳话。

陈独秀

陈独秀于1920年初来到上海后不久即入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稍后《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址至此，这本原名《青年杂志》的进步刊物在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改名为《新青年》，影响并激励了那个时代无数的进步青年。自《新青年》后，《劳动界》与《共产党》也先后于1920年8月与11月在上海创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新青年》

陈独秀居住时期的老渔阳里2号内是怎样一番陈设呢？据“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几点回忆》中的说法：“楼下的堂屋是堆满了《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统厢房前半间有一张假红木的八仙桌，有几把椅子，也有几张凳子，没有什么红木家具。楼上的统厢房是陈独秀夫妇的卧室，统楼是陈独秀的书房，书柜书架堆满了书，排列在东北二方，靠南的窗下有张写字台，写字台的两边都有椅子，另有一方靠壁有张小圆桌，圆桌靠壁的南北各有椅子一张，我记得家具都是很普通的。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在当时的眼光看起来算是很漂亮，有铜床、有沙发、有梳妆台、有写字台，壁上还挂了几张精致的字画”。自从陈独秀入住进这里后，老渔阳里2号就变得有些“不平凡”起来，中共建党前后的许多件大事都与这里有着密切的关联。

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旧照

1920年春，经共产国际批准来自于俄共（布）远东局的代表维经斯基与翻译杨明斋到达上海后，曾在老渔阳里2号多次与陈独秀等人针对建党等要事进行商讨并最后取得共识，决定发起建党。

1920年5月，陈独秀与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施存统、李达等人商讨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旨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引导大众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据苏若群《亲历建党》一书中引用到的陈望道回忆内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一个秘密的组织…那时候，我们时常在环龙路（现南昌路）渔阳里开会，陈独秀住在那里，我后来也搬到这里来住”，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时常会在老渔阳里2号内举行会议。

1920年夏，毛泽东来到上海后曾来到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并与陈讨论马克思主义及湖南改造等问题，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后来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回忆到：“这是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并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书中对于这个组织是这样记述的：“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日本与法国都先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0年冬陈独秀赴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先后由李汉俊、李达担任代理书记，在此期间二人曾分别写信通知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派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此拉开了“中共一大”的序幕，“一大”召开后，中共中央局机关曾在老渔阳里2号办公。

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

在讲述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时作为“南陈北李”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李大钊自然也是必须要提及的，他虽然不常住上海，但自从与陈独秀“相约建党”后，他的目光就时刻关注着上海，关注着当时位于环龙路（现南昌路）上的老渔阳里2号。在此之后“南陈北李”二人的信件就时常往来于京沪两地之间，在老渔阳里2号出版的《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等进步刊物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于李大钊所撰写的文章，维经斯基也是在李大钊的介绍下来到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会面的。1920年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召开会议商讨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时曾对党的名称斟酌再三，后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将其定名为“共产党”，有关这件“定名的大事”张申府是这样回忆的：“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李大钊字守常），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段张申府的回忆取自苏若群《亲历建党》一书）…1922年7、8月间，李大钊曾赶到老渔阳里2号针对“党的联合对象”一事与陈独秀进行商谈，“南陈北李”终于又在老渔阳里2号内会面了。

李大钊

就在陈独秀居住于老渔阳里2号的这段时期内，在老渔阳里的周边还有这样几处“希望之光”也在同样闪烁着，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以及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就是其中的代表。

白尔路三益里17号，后来曾为自忠路163弄17号，这幢石库门现已不存，曾为《星期评论》社址，“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及其兄长李书城曾居住于此，《星期评论》的刊物内容以宣传社会主义及工人运动为主，据杨之华回忆：“我去上海《星期评论》社，这个社当时有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刘大白、沈仲九、俞秀松、丁宝琳（女）。施存统也在一起几个月，他后来去日本了。李汉俊是该社的思想领导中心。李汉俊和陈望道整天在社里编辑部工作，那个编辑部很像个样子”。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原来也是准备在《星期评论》上刊登的，后来因《星期评论》被迫停刊的缘故陈独秀在与维经斯基经过商量后决定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秘密出版此书，后《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当时辣斐德路成裕里一幢石库门内的“又新印刷所”被承印并问世，这家“又新印刷所”的旧址即位于如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

三益里17号旧照

复兴中路“又新印刷所”旧址

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即现在淮海中路567弄渔阳里6号，曾为戴季陶住所，1920年春戴季陶迁走后维经斯基和杨明斋承租于此并在此创办“中俄通讯社”，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上海党团组织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中俄通讯社”创办后，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叶天底、金家凤等人在这里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任书记，团的历史由此开启；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又在这里开办“外国语学社”培养青年干部并先后选送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汪寿华、肖劲光等数十名青年赴俄留学。1921年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新渔阳里6号成为团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先后在这里筹组过全国第一个由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举行过首次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及筹备纪念五一节活动等。

淮海中路新渔阳里6号团中央机关旧址

这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当时上海的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召开，中共这艘巨轮由此启航。

中共一大会址

为何如此之多中共早期的史迹都会出现在当时的上海呢？这里面原因很多，熊月之就曾在他的《近代上海红色资源特点简析》一文中以“当时上海的信息传播、社会基础、交通、邮政通信、组织、安全”这六个层面来全面分析阐述了这里面的具体原因，而其中所提到的“租界缝隙效应”是比较会被读者所关注的一点，据该文中所述：“租界存在期间，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如果没有租界当局的同意，华界巡捕不能到租界里抓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缝隙效应，所以中共一大、二大、四大的召开地点，都是在租界或半租界。中共一大开会的地方，房子刚刚造起来没有多久，其管理处于法租界的边缘地带。二大完全是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交界的地方。四大则在越界筑路区域”。

中共二大会址

对于”租界缝隙效应”对革命活动在客观上所起到的”掩护作用”我们不能否认，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租界当局此举更多的还是出于自身利益维护的考虑，而并非是对于革命的同情，如上文中所提到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社址，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团中央机关旧址，望志路106号中共一大会址等，最后都是因租界当局的破坏而被迫停止的，老渔阳里2号也是一样，在1921年10月与1922年8月，陈独秀就曾两度在这里被法租界巡捕拘捕，后均在营救下获释。

陈独秀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两次在老渔阳里2号被捕显然是不利于中共今后各项工作开展的，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帮助其在第二次被捕获释后离开了老渔阳里2号，至此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而有关于它在建党前后所发挥出的作用则在党史中被永远的记录了下来。

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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