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其琛同志逝世，细数他经历的“外交风云”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9日22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主要经历

钱其琛，上海嘉定人，生于1928年1月5日。

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学运，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区学委书记。

1945年～1949年在上海《大公报》任职员。1949年～1953年任上海徐汇、长宁、杨浦区党委委员、共青团区委书记。

1953年～1954年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

1954年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

1955年后历任驻苏联使馆二等秘书、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驻苏联使馆参赞(1972.4～1974.4)，驻几内亚大使(1974.8～1976.11)兼驻几内亚比绍大使(1974.9～1975.10)，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76.11～1982.4)，外交部副部长(1982.4～1988.4)，外交部长(1988.4～1998.3)，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1991.4～1993.3)，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93.3～1998.3)，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钱其琛的外交生涯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1954年至1974年，他一直同苏联打交道，其中有10年是在苏联度过。1977年至1982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期间，钱其琛提出了外交部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议，并担任了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钱其琛曾于1988年到1998年担任外交部部长，他的外交工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许多重大事件上，他亲历了历史。

“不记日记”的领导人开写回忆录先河

钱其琛曾经说过：“我遵从周恩来总理为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四句话，十六个字，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他工作中的座右铭是，“决策时多思多谋，执行时高速高效”。

钱其琛不吸烟，不喝酒，最大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和散步。即使在谈判时遇到很恼火的事，他也不会大声与人争吵。1988年，钱其琛从副外长成为外长的时候，他曾这样表示，“任重道远，不敢懈怠”。

退下来之后，钱其琛于2003年出版了《外交十记》，当时开了先河。据报道，他成为第一位退休后出版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回忆录的中国领导人。他曾对该书出版方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讲过，有些事情在国外有很多的版本，如果不把真实的事情表述出来，多年以后，那些非真实的东西就变为事实了。

出版社原本建议书名为《钱其琛回忆录》，但被拒绝，钱其琛个人非常喜欢《浮生六记》《干校六记》两本书，希望自己写的书也平实一些，于是取名《外交十记》。他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头像放在书的封面上。

这本书直到今日出版已经14年了，一直非常畅销，钱其琛曾在自序中写道，“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

他也坦言，“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

三句话简短声明引全世界注目

钱其琛在其著作《外交十记》中写道，1982年5月，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当时，中苏正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但在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那年的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邓小平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并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钱其琛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3月26日，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声明念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简短的声明，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见证从苏联到俄罗斯

苏联解体期间，钱其琛担任外交部部长，也见证了历史的转折时刻。

1991年12月27日，他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原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改任驻俄罗斯大使。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作为新任驻苏联大使的王荩卿于1991年11月底到达莫斯科，12月初的时候，苏方告诉他，戈尔巴乔夫可能在12月7日到14日之间接受王大使的国书。但没有来得及递交，苏联便已不复存在。到了12月24日，苏方对王荩卿没能及时递交国书表示歉意，并表示将尽快安排他向俄罗斯领导人递交国书，但这时王荩卿带去的致苏联国家元首的国书已经不能用了，国内立即委托信使带去了新的国书。等到王荩卿终于向叶利钦交上国书，已经是1992年的2月初了。

1992年11月，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与叶利钦见面。他对叶利钦表示，这次来访，就是为叶利钦访华做进一步的准备。叶利钦兴致一直挺高，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在回国前，钱其琛接受记者采访。他表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异同，都不应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

海湾危机期间与萨达姆会面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对科威特发动闪电式进攻。随着海湾局势恶化，国际调解日益活跃。中国派出以钱其琛外长为特使的代表团访问中东四国，此次出访，重头戏无疑是与伊拉克领导人的会谈。

中国前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在采访中回忆道，11月11日中午，代表团乘坐的专机降落在萨达姆国际机场。第二天中午，钱外长前往萨达姆办公地点，会见萨达姆。

在《外交十记》一书中，钱其琛这样回忆道：“大约在11时左右，我见到了萨达姆。……这次他一身戎装，腰上还别了一把手枪，让人感到几分战争将临的气氛。差不多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中间曾有片刻休息，那时，他才把手枪取下，放在桌旁。”萨达姆给钱其琛的印象是，说起话来，没有客套，直截了当。比如萨达姆用缓慢的语调重复着这样的观点，譬如科威特蚕食伊拉克领土，偷窃伊石油；美国企图全面控制中东石油，说要用军事手段打击伊拉克。在否定科威特主权时，萨达姆说，科威特本是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于萨达姆将科威特与香港相比，钱其琛当场指出，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科关系。香港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只是被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霸占了一百多年。即便如此，中国仍是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终达成解决了香港问题的协议。而伊拉克与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都是联合国成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无论如何，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　

随后，萨达姆话锋一转，问道，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钱其琛强调，“我们担心战争的危险在增长。”任何偶然事件都可能引发战争。要争取推迟、减少、避免战争。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就是为和平进行外交努力的目的。萨达姆说道：在没有得到美军撤出的事先保证，伊拉克任何明确表态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必须同美国撤军、解除对伊拉克制裁等所有问题联系起来。说到这儿，萨达姆忽然站起身来，钱外长立即起身同他握手告别。会谈到此结束。

中国前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说，海湾危机，有深刻的历史、国际背景。危机发生后，作为关键性角色，美国立场强硬，萨达姆冥顽不化，局势向兵戎相见演变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中国代表团是在国际和平努力障碍重重、危机日益滑向战争边缘的严峻形势下出访的。但是，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争取和平，防止战争，采取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

参与香港澳门回归外交谈判

在任外长期间，钱其琛参与了香港、澳门回归的外交谈判。199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借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因为双方各执己见、寸步不让，眼看会谈就要不欢而散，钱其琛缓和而冷静地做起了总结：“今天我们的会谈很重要，应该说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时任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听后疑惑极了：“今天吵得这么厉害，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何来积极成果？”

没等李肇星转过弯来，钱其琛继续说道：“第一，双方争论得这么激烈，说明双方对香港回归问题都极为重视，这是今后我们解决具体问题的前提；第二，今天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但双方都愿意继续谈，哪怕吵架似的谈，这为双方进一步沟通打下了基础。”

赫德听后，也“心领神会”地对这番总结表示赞同，谈判的破裂就这样被规避了。这让李肇星十分感慨：“这是外交上‘斗而不破’的典型例子。”

自1993年7月，钱其琛主持了两地成立特别行政区的筹备工作。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分别出席了香港和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盛典。他认为，这是他外交生涯中一段十分难得而又颇为独特的经历，他值得为此自豪……    

斯人已逝，是以缅怀。

（编辑：刘喻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