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卡舒吉被杀，特朗普会“放过”沙特吗？

针对“沙特籍记者卡舒吉被杀”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日给出了最严厉的说法，他将最后导致卡舒吉死亡的一系列做法称为“史上最糟糕的掩饰之一”。

而在这之前,特朗普却在这件事上对沙特这个传统中东盟友态度暧昧，甚至公开表示，不满意沙特对卡舒吉之死的解释，但不想失去沙特对美国的投资。

想给沙特“放水”，又不得不面对国内压力。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逸看来，此次沙特记者失踪案，对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而言，就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随堂考试”。美国向沙特释放了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信号，但如果特朗普不能果断有力地处理此次事件，这种在人权价值观上的不合恐怕将对美国各派各阶层的选票造成全方位影响。

记得在学生时代，最头疼的就是随堂摸底测试，因为那是很难事先准备的，目的在于检验真实的能力。此次土耳其政府引导下的沙特记者失踪案，对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而言，就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随堂考试”，这个考试的结果，最重要可能并不是美国、土耳其、沙特乃至俄罗斯以及欧盟诸国的微妙互动，而是无意中成为了验证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实施战略决策和危机管理能力的试金石。就目前的反应来看，还谈不上足以判定这届美国政府行不行，但至少可以说，当前美国正暴露出非常显著的阶段性战略缺陷。这种缺陷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特朗普始终没有实现从选举政治向日常治理的过度，精英内部裂痕持续且将派别利益置于最优先考虑位置。根据美国的标准，沙特阿拉伯从来不是一个普世价值标杆国家；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国内始终存在沙特阿拉伯的强烈批评者和质疑者；在实践中，无论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后，无论是共和党总统还是民主党总统，沙特始终是美国在中东这个战略要地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之一，是美国打进阿拉伯世界最关键的战略楔子之一。但目前在美国国内对沙特记者失踪案的批判浪潮中，塑造出了完全不同的后真相，着力刻画的是特朗普与沙特的特殊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形成的某种邪恶的协作与协调，除非特朗普能够采取某些颠覆性的措施去证明自己并非如此。持此类观点的，是民主党，共和党内相当数量的建制派，以及相当数量被美国精英控制的传统媒体，这三股力量，就是特朗普2016年胜选之后不愿意接受选举结果，在心理和法理上始终拒绝承认特朗普入主白宫合法性的三股力量。

从宣誓就职至今，特朗普没有能够真正实现有效的过渡，没有能够团结和凝聚这些力量，相反还采取各种具有显著刺激性的措施去巩固自己的基本盘，作为一种看重选举结果的政治策略，特朗普这么做当然是可以取得显著短期效益的；但如果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从整体和长远意义上来看，这种选举导向的策略，带来的是政治分裂的加剧，是整体性的撕裂。如果美国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国，这种撕裂有助于增加政治新闻的可读性和娱乐性；但如果美国想继续护持和提升自己的霸权，那么这种撕裂的存在甚至是持续深化，将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势声望产生日渐显著的负面影响。老虎老了，还有几颗牙，还能吃几碗饭，最想知道这个问题的，已经变成了跟在老虎身后的小伙伴了。

就反对特朗普的三股力量而言，以精英控制下整体倾向于民主党，或者特朗普口中的“全球主义者”的美国媒体而言，其在沙特记者失踪案中的表现，显著的呈现出党派媒体特征，而非成熟的现代商业媒体。整个沙特记者失踪案，用《纽约时报》自己的话来说，始终处于精心策划的材料释放过程之中，换言之，这是非常清楚的土耳其政府主导下的一次行动，而非某个普通的事件。但对这些媒体来说，只要在最低限度上满足程序和形式的要求，那么这次失踪案就是攻击特朗普政府的绝佳炮弹，能够有效挽回“通俄门”调查始终缺乏石锤，想批判特朗普却始终没有有效攻击武器的困境乃至颓势。为了达到攻击和批评特朗普的目的而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政治撕裂的深度，在相当程度上持续佐证了福山关于政治衰朽的相关论断。

其二，特朗普政府没有表现出与美国的国际形象相匹配的危机管控能力，其核心决策支持团队有效政策产品供给能力不足的缺陷正日趋明显的暴露出来。危机决策，是美国总统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学国际关系的，还是学管理的，多少都接触过古巴导弹危机这样的经典的危机决策案例；无论是冷战时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危机，还是冷战结束后各种冲突和摩擦中的危机，美国总统及其核心团队的危机决策能力，始终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核心能力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坦率的说，就迄今为止特朗普政府在沙特记者失踪案的表现来看，至少当前这届政府的核心决策团队真的有显著缺陷，特朗普自始至终没有拿出一个有效的应对出来：

首先，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决策团队里面缺人。中情局出身的国务卿蓬佩奥虽然在前台跑来跑去，但长于颠覆短于情报分析的中情局理论上讲就不是干这种精巧协调工作的料，财政部长姆努钦可以成为救火队员，但专业和背景限制了他提供方案的能力，而且始终有名不正言不顺的缺陷；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理论上是处理这种情况的首选，但博尔顿的能力，从来是长于破局短于回旋的。

其次，特朗普手里缺靠谱的方案。比缺人更可怕的是缺脑子。能够和纳瓦罗这种人友好共处共同工作的人，面对土耳其埃苏丹亲自主导的沙特记者失踪案这种戏码，是拿不出什么有效方案出来的。他们甚至无法明白这种事情为何会诱发如此巨大的反应，本能的选择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案。而能够给出靠谱方案的人，无论在智库，亦或者在部门，多少都因为对特朗普的不认同，而选择了离开或者保持沉默，甚至是在默默的看好戏。

再次，特朗普个人对最终决策权的垄断，极端自我中心的表现欲以及知识素养的缺乏，进一步加剧和恶化了局面。特朗普不是一个善于授权的领导人，相反，他尝试胡子眉毛一把抓，把所有事情的最终决策权都抓在自己手里。这种偏好加上他的表现欲，以及对国际政治、外交关系和国家层面上的危机管理的知识的结构性缺乏，持续加剧了本就因为前述两个缺陷而导致的危机决策困境。

其三，美国在关键地区的核心战略盟友关系面临有效管理供给严重不足导致的威胁和挑战，而美国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如果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那么土耳其，至少在冷战时期，是欧亚交界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通过土耳其海峡，承担着阻截苏联黑海舰队前出希腊，威胁北约南欧战区柔软下腹部的重要使命。而在冷战后，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的持续变动，最终导致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走上靠拢俄罗斯，远离美国的道路。在经历了军事政变的威胁之后，土耳其最高领导人埃尔多安对美国的不满显著提升，此次沙特记者在土耳其失踪，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埃尔多安把控整个局势发展，精心策划对媒体放料过程的痕迹清晰可见。这是土耳其用自己的方式在挑战美国的权威，这是在美国力量鼎盛时期无法想象的场景，这是在感知到美国维持其主导建立的霸权秩序的能力与意志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重要变化后，最经典的质疑和试探。

如果美国给出的回应，一如现在已经有的那些，那么对特朗普政府有效治理能力的怀疑，将可能因此而出现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或许很难在短期内直接产生立竿见影的实质性影响，但长期，则可能是某种战略性或者结构性变化实质性启动的关键所在。而更加合理的怀疑在于，这种程度的危机都无法妥善把控的特朗普政府，真的有能力驾驭美国去按照他的想象，在全球范围以极端自私自利的美国优先策略去成功护持美国的霸权？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未来必将有更多的结果，引领人们最终去见证历史发展的必然。

（作者：沈逸 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编辑：董亚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