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吴心伯:挑明分歧书写共识 “上海公报”开创历史

半个世纪以来，“上海公报”指导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整个全球国际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上海公报”何以成为一份经典的外交文件？东方卫视主持人袁鸣专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

袁鸣：50年前，当中美已经隔阂了20多年之后，而且相隔了16000英里，这么长远的距离，尼克松能够打破隔阂，跨越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到中国，和中国的领导人见面。那它的里程碑的意义到底体现在哪里？

吴心伯：首先当然就是尼克松访华，代表了美国正式放弃它执行了20多年的对华遏制政策，开始要跟中国接触了。第二，因为尼克松访华，所以中美也从20多年的敌对，走向缓和和改善关系。第三层意思，就是以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为起点，中美两国开始走向关系的正常化。最后，就是两个国家之间，走向了一种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两国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两国在国际问题上开展广泛的合作，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一个局面。

袁鸣：“上海公报”的写法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它是先挑明了分歧，然后再来书写共识。据说为了“公报”最后能够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出台，在这一周里面双方的，从周恩来、乔冠华到对方的基辛格，也是彻夜不眠地在商量、在沟通，它在改变世界的意义上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吴心伯：“上海公报”在外交史上有经典意义的一个外交文件。最主要的就是，它写出了分歧，同时也写出了共同点。应该讲，这个就是它对处理中美关系，包括整个国际关系来讲它的借鉴意义在哪里？就是国家之间要学会求同存异，就是大家把这个分歧摆出来，同时努力的方向去寻找共同点，寻找合作。这个在那之后的几十年指导了中美关系。同时它对整个处理整个国际关系，也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袁鸣：那我们也想知道，当年经典的这一幕，跟两位领导人他们的个人特质，包括他们的政治家的气魄，有没有一些相关性？

吴心伯：当时双边的领导人都具有战略家的远见、魄力和智慧。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候，如果没有这些素质的话，很难想象中美会这么快的走到一起来，包括他们对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看法，对中美两个国家今后关系走向的看法，以及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说台湾问题，越南战争问题，同苏联的关系问题，还有美国在亚太的盟友问题等等，在这些方面他能够达成共识，这个都是重要的。这是一个需要战略家的远见和智慧的时候，碰巧双方都能够提供这样一种远见和智慧。

袁鸣：还有一些具体的人物，特别是中方的周恩来和美方的基辛格，在整个的访问过程当中，包括在“上海公报”的签署当中，您觉得他们的作用是什么？

吴心伯：对周总理来讲，当时最主要的就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要做出什么样的保证？当时美方内部是有分歧的，国务院跟白宫考虑是不一样的。所以周总理要有这个办法说服美方。从基辛格来讲，他就在面临内部压力的情况下，他要想出一个办法让中方能够满意。他们是让一个设想能够变成现实，这就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应该讲周总理、基辛格，都是了不起的外交家。

袁鸣：其实还有一个细节我也一直觉得特别有趣，就是当时中美之间是有过这样一个约定，就是说你尼克松到中国来，从美国到中国这一段路，坐你自己的飞机。但是在中国境内要坐中国的飞机，所以他后来从北京到杭州，包括从杭州到上海，都是坐了周总理的专机，伊尔-10的飞机。您觉得当时美国人为什么会同意这样一个，现在我们听起来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做法，他们怎么会同意的？

吴心伯：当时中美打交道，其实美方他是知道中国在涉及到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尊严问题上是非常坚持的。中国跟美国对抗了20多年，我们并没有主动的寻求跟美国改善关系，是美国主动来跟中国改善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对中国民族的自尊心是有所领悟的。尼克松，我们看他《回忆录》的时候就知道，他走下飞机，尽快的伸出手跟周总理就握手。因为他知道20多年前杜勒斯，当年是伤了总理的自尊心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对我们老一代领导人，包括对中国这个国家，对民族尊严的这种渴望和追求，他是知道，而且尽可能的表现出尊重。

袁鸣：对，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有一个词就是相互尊重。还有一个您刚刚提到的求同存异。基本的两国交往的原则，好像在50年风风雨雨之后，依然是两国之间交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50年前我们达成“上海公报”时候的智慧，您提到，是什么样的智慧？对我们今天还会有哪些启发？

吴心伯：第一个，我觉得中美两国还是要重新确立处理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大国的关系一定要基于原则，中国也是一个讲原则的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原则的共识，那这两国关系，很容易就是随风飘荡，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袁鸣：那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则？

吴心伯：我觉得就是“上海公报”里面所讲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一点在新的形势下仍然需要确认。第二点启示，就是中美一定要看到大的格局，对世界格局走势的一个大的判断，决定了双方把双边关系放在一个什么框架里面来考虑，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还是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因为中美之间的差异，这两个大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的差异，再过100年都还是存在的，这是客观现实。关键你是怎么样处理这个差异，不让这个差异影响双方的合作和协调，这些应该讲都是我们需要“上海公报”中汲取的重要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