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与阶层流动

教育是国家的一项重要公共产品，通常贫困阶层对公共产品的依赖程度比富裕阶层更高。中国在教育资源的公平享有问题上，进城务工的新移民和城市户籍的原住民，究竟是谁动了谁的奶酪呢？

熊易寒认为，影响中国教育不公的，一是制度因素，教育制度与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限制了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二是市场因素，现在的教育资源不再局限于学校，相当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掌握在培训机构手中，学校门槛是相对低的，而培训机构的门槛就比较高的，弱势群体没有能力购买这部分教育服务；三是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城乡教育资源的失衡，乡村教育无论在硬件还是软件上都远远落后于城市；其二，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问题，他们在升学问题上面临着制度性的障碍，“初中后”教育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其三，是地域之间的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的教育资源差距悬殊，因为教育经费与GDP是挂钩的，越穷的地方就越难发展教育；第四，则是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特别是在提倡素质教育和自主招生之后，底层群体的劣势被扩大，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接受学校之外的教育培训，自主招生所考察的气质、谈吐、见识等因素，也更多地与家庭背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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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学的视野中，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机制，以隐秘的方式对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在国家层面上，教育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家庭层面上，教育是维持或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对于个体，教育是以生活机遇和自我发展为目的的智力竞争。窥教育之一斑，而知社会之全貌，追求教育公平，是对社会良性发展的积极探寻。

为了解决教育不公现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的相关议题，正着力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和校际差距，解决外来务工子女的择校问题。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各地在当年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随后，山东、福建率先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之后的就学政策改革正式启动。然而，随后几年的实际情况是，在外来人口最集中的北京、上海等地，“异地高考”门槛太高，没有惠及农民工和其他普通外来劳动者。

在分析起点平等与教育公平时, 熊易寒提到了阶层流动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社会来说，既要有机会的平等，但也要追求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机会的平等是一个起点的平等，首先要大家可以去自由地去竞争；而结果的平等则是我们要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一个无差别化的社会也是一个缺乏动力的社会，这也是一种不公正。

如今，阶层固化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的关注。如果这个社会当中完全没有社会流动，那些社会底层的优秀青年肯定会不满，穷孩子会非常地痛苦，他们看不到希望；但是如果这个社会中父母的地位孩子完全无法继承，那么精英人士、这个社会当中的优秀分子，那些“富爸爸”们也会无法接受，他们的奋斗动力也没有了。

所以，熊易寒的观点听上去比较中立，“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平衡，我们既要让有底层的优秀青年有向上的通道，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允许这个社会，有一部分的孩子能够继承他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

那么，如何从制度层面保障教育公平，促进社会流动呢？熊易寒进一步指出，需要区分长距离社会流动与短距离社会流动。从一个农家子弟变成一个技术工人或个体户，这是短距离社会流动；变成一个公务员或教师，这是中距离社会流动；变成一个高级官员或著名企业家，这是长距离社会流动。也就是说，同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流动的距离也存在差异。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古代社会的社会流动，而且是长程社会流动。长程社会流动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足够轰动，同时又较为罕见。新闻媒体通常喜欢对长程社会流动大书特书，群众也喜闻乐见，因为这样的故事太励志、太感人了。中短程社会流动虽然不那么引人入胜，却频频发生，对于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的重塑作用更大。

现代社会的结构高度分化，分工体系和社会分层更为精细，这使得长距离社会流动变得更为困难。在古代，进士可以迅速出任知县，主政一方，实现人生逆袭；在现代，大学乃至博士毕业都只能担任普通公务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要求大批量的农民工实现中长程的社会流动是不现实的，而应该创造条件让农民工有条件实现短距离社会流动，将农民工转变为技能型的产业工人。

熊易寒更加关注的是短距离的社会流动。他直言：“一个农家子弟通过他的努力成为一个技术工人，成为一个工程师，成为一个个体户，这样的一些故事可能在媒体的眼中不那么起眼，大家不一定会关注他。但他的数量非常的多，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非常大，如果说我们有大量的短距离社会流动的个案，那就意味着我们中等收入群体在不断地扩大，这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教育公平与阶层流动，熊易寒再次明确了他的建议：一是进一步开放异地高考，取消对农民工子女的制度性歧视，使他们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二是大力办好职业教育，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初中后”教育和就业问题，为他们提供多元化的上升通道。

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仍然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办学模式，师资、技术和专业设置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导致职业教育对企业和学生都缺乏吸引力。技工教育的发展则受到体制和观念的双重束缚：一方面，由于不属于学历教育，缺乏社会认可度（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流动人口家庭大多不愿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各级政府也不甚重视；另一方面，技工教育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无法进入教育部门的招生平台。

在这种现实状况下，熊易寒认为可以借鉴制造业强国德国的职业教育模式，鼓励行业龙头企业进军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市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办学的同时，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扶持，这样既可以盘活现有的教育资源，又可以提升农民工子女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强他们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在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同时，也要注重高等职业教育，以及中职与高职的衔接。不仅要让接受中职教育的优秀农民工子女通过高考进入高职院校或普通高校的高职专业；更重要的是，要以国际化的标准重构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一流的职业教育，让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实现体面劳动。

特邀嘉宾 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主要关注城市新移民问题、社会抗争、族群冲突和地方治理。

（编辑：胡琰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