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自由 本不该分立天平的两端

自由不是理性的天敌， “政治正确”也不是非理性的庇护所。 那些扯虎皮拉大旗的人， 不是自私便是别有用心。

是保留还是拆除？美国人为了一尊雕像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

雕像上的人物，是南北战争时南方邦联的著名将军：罗伯特·李。

李将军作为历史人物，功过本应盖棺定论，却突然在一夜之间让美国社会一分为二，早上还在家门口打招呼的邻居，中午就在雕像前势不两立、撕扯扭打。

媒体舆论惯性地认为，但凡发生冲突，一定是极右翼在搞事情，这是“政治正确”。但这真的如此简单吗？

事情还要从美国唯一的那次内战：南北战争说起。1861年爆发的美国内战，是北方资本主义和南方奴隶制的战争，是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的战争，是自由平等和种族奴役的战争，是开放繁荣和封闭保守的战争。

罗伯特·李将军曾做过3年西点军校的校长，也曾在美墨战争中功勋卓越，然而，南方邦联寻求独立之后，他拒绝了上级的要求，没有领导北方联邦军队，而是回到家乡弗吉尼亚，加入南方邦联，出任北弗吉尼亚军团司令，同北方军队作战。1865年1月，李将军晋升为南方邦联军总司令，但仅仅2个多月之后，李将军的部队遭到北方军队重重包围，弹尽粮绝之下，被迫投降。

罗伯特·李

骁勇善战的李将军，在蓄奴制的问题上相对开明。虽然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黑奴，但同时，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又称奴隶制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有害”。

战争结束后，李将军得到宽待，他本人也参与到了美国的战后重建，希望美国能够尽快走出战争的伤痛，达成和解。之后，美国多地开始修建李将军的雕像。战后不清算，这其中展现的理解和宽容，堪称美国精神的典范，受到全世界的膜拜。

这是“政治正确”告诉我们的，但我们也应当知道另一个版本。

在这个版本中，林肯对南方的进攻是公然违宪。这当然是南方的看法，但不无道理。在南北战争之前，关于美国的州是否有权废除联邦法律，以及是否有权独立，一直没有定论。

林肯

1798年通过的《肯塔基决议》，公然反对联邦政府的《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成为了州废除联邦法律的先例，当时的《肯塔基决议》的起草者是美国国父之一：杰弗逊。

杰弗逊

另外，林肯发起战争的初衷也并非拯救黑奴、终结蓄奴制，维持美国统一是他的唯一目的。这一点，他在战争初期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清楚，他甚至还说，如果保留蓄奴制能够让美国保持统一，那么他一定不会去救哪怕一个黑奴。这也是为什么，联邦政府在战前对于南方的蓄奴制是允许的。

有这么宽容的联邦政府，南方为什么还要独立？因为南方寻求独立不是为了保护蓄奴制。（当然，如果独立成功，他们一定会继续保留蓄奴制。）他们独立的直接导火索，是因为联邦政府制定的关税政策保护了北方的制造业，却给依赖进口贸易的南方人带去了沉重的负担。

当时，林肯的幕僚也曾劝他，干脆放南方独立算了。但林肯给出的答复是，“如果让他们独立，我们上哪收钱去？”要知道，在1860年，南方贡献了全国80%以上的关税收入，而关税收入又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90%。

罗伯特·李将军也神位不保。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李将军是南方战败的罪魁祸首：南方邦联的目标是自身独立，而不是消灭北方统一全国。李将军以寡敌众却屡屡冒进，导致最终的败局。

另外，李将军也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奴隶主。1859年，李将军的奴隶中有三人出逃到北方，但是在宾夕法尼亚州附近被抓后，随即被遣送回“原籍”。李将军对出逃的黑奴实施了残忍的鞭刑。行刑后，他再次把这些黑奴赶出去做苦力。这里插一句，当时北方的对待“脱南”黑奴的政策是一律遣返，并不是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拯救他们。

如果让这个版本成为教科书的内容，南方人追求独立的心也会依然骚动，李将军的雕像也不会出现在美国的土地上，美国应该也不会在之后半个世纪内，迅速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政治正确”并不完美，但这不妨碍它有用。在那个年代，它造了两个神：一，林肯。他让美国精神熠熠生辉，爱国主义空前高涨；二，罗伯特·李，能征善战，内心反对蓄奴制却难逃时代桎梏，在迷途中挣扎一番之后幡然醒悟，选他作为南方“代言人”再合适不过了。尽管联邦政府有历史修正主义的嫌疑，但好在结局不坏，因为蓄奴制毫无疑问是逆时代和反人类的制度，必须废除。

战争结束后，饱受重创的南方各州也在用美化过去来自我疗伤。例如1908年版教科书《弗吉尼亚的历史》中写道，“一般来说，黑人们是一种无害、亲切的种族，非藏容易被管制，并且以他们现有的条件已经感觉很幸福了”。

彼时的南方兴起一股被称为“失落的事业”（LOST CAUSE）的思潮：他们要虽败犹荣的情怀，于是把战败原因归结于不可抗力的因素，例如人数悬殊；他们要正义的化身，于是把南方独立说成是为了保护南方的生活方式，因为南方有着比北方更虔诚的基督徒，而奴隶制度不仅不残忍，还能传播基督教和文明；他们还要英雄，于是把罗伯特·李将军描绘成高贵正直的象征，他为了自己故乡而战，是南方的荣耀，战败与他无关，全是由于部下违抗了他的命令所致。

在南北两个版本的“政治正确”中，罗伯特·李都堪称英雄，他是美国南北和解团结的象征。不过，之后的历史有些始料未及。

1965年，南北战争的炮火停息了整整一百年，但蓄奴制留下的种族主义遗风依然顽固地坚守在南方各州。前文说到的南北和解，实际只是南北方白人的和解，黑人？没人在乎。

19世纪50年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这样写过：“那些像我一样天生就是奴隶的人没有国家，没有一项法律是保护我们的，法律不是我们制定的，也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法律只不过是他们那些人用来镇压我们的手段罢了”。这一状况在20世纪的60年代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去年的热门电影《隐藏人物》中也表现了这点。

《隐藏人物》剧照

当时，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黑人占到总人口半数以上，但在注册投票人数中只占到2%；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适龄黑人选民有15000名，但其中只有150人注册成为选民。

有一个人物：马丁·路德·金。他是斗士，终身为黑人的平等权利而斗争。

马丁·路德·金

1965年1月，马丁·路德·金来到塞尔玛，和当地民权组织一起，举行和平示威游行，不料却遭到挫败，包括金本人在内的数千人被逮捕，金给《纽约时报》的信中说，“在阿拉巴马的塞尔玛，监狱里的黑人比投票名册上的还要多！”

此路不通，另寻他路。塞尔玛的人们决定直接到阿拉巴马州的首府蒙哥马利，找州长“上访”。1965年3月7日，大约600人从塞尔玛出发，向蒙哥马利进军。一路上伴随他们的，是种族主义者的干扰和挑衅。

图中的这面旗帜很眼熟？它就是这次弗州骚乱中，“白人至上主义者”高举的旗帜，在南北战争期间代表南方邦联。

行进到埃德蒙德·佩图斯大桥上时，示威者们发现了大麻烦。桥的另一端，州警卫队已经列队组成人墙，头盔警棍，全副武装。紧接着，塞尔玛市长向示威者喊话，宣布此次游行示威为违法，命令他们就地解散，哪来哪回。

示威者的领袖还奢望能够同对方进行谈判，但迎接他们的直接是催泪瓦斯和丧心病狂的殴打。骑在马背上的警官，对饱受惊吓的妇女和儿童，挥舞警棍和鞭绳。然而在整个过程中，示威者没有进行还手。

记者用影像和图片记录下了全程，触目惊心的画面传播出去后，整个美国感到震惊、颤栗。“血腥星期日”由此而来。

“血腥星期天”的2天前，马丁·路德·金刚刚见过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讨论了黑人的合法投票权问题。当天，他在亚特兰大发表演说，错过了游行。在听闻惨剧发生后，他紧急赶到塞尔玛，着手组织第二次游行。

几个礼拜后，马丁·路德·金带着示威者们再次上路。4天后，他们到达蒙哥马利，这时的队伍已经拥有25000人。

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同年八月，约翰逊总统签署《投票权法案》，从此，每个美国人都有权投票，不分肤色。

内战的硝烟已经淡忘，种族平等成为新的主流意识。这一意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酝酿成长，开始同老派的“政治正确”产生碰撞。一些左派人士认为，在宣扬种族平等的今天，罗伯特·李的雕像公然树立在城市中心，不仅政治不正确，还伤害了黑人同胞的感情，政府理应将其拆除。

同为“政治正确”，种族平等论却对李将军的英雄形象大加排挤。要知道，李将军是官方打造的英雄楷模，是一百多年前南北和解的共识和基石。一旦把基石敲碎，大厦将倾。

弗吉尼亚州的一系列骚乱，就是这一能量的集中爆发。

弗州骚乱后，媒体和舆论一边倒地指责极右翼，他们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支持者，笼统来说也就是种族主义者。然而特朗普却说，极左派同样应当谴责。此言有理。

现在的左派已经不是过去小心翼翼维持天平平衡的温和派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把天平反向颠覆的激进派。他们皱眉蹙额，对少数群体的现状永远感到不满，永远心怀忧虑，他们甚至还要对过去的一切进行修正。

最近，田纳西州孟菲斯的一家电影院，下映了经典影片《飘》，理由是很多人抗议这部电影欠缺敏感性，涉及种族歧视，并对南方蓄奴制暗藏同情和美化。

《飘》剧照

今年的法国大选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原本分立政治光谱两端的极左派和极右派，正在日渐趋同，成为一体两面：主张不同，但手段相似。如此说来，极左派也称得上极端分子，至少是极端敏感分子。（封面图片上，极左派人士在北卡罗来纳推到了李将军的雕像，在人群欢呼和乐器伴奏中，对其拳打脚踢加吐痰。）

在马丁·路德·金之后，美国的各色平权运动接连登台，不断为“政治正确”这本大书增添笔墨。的确，每一次斗争换来的都是向前的一步，但每每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国情越来越复杂难解，矛盾和困惑不减反增。更有一些人开始扯虎皮拉大旗。

以马丁·路德·金为例，他作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本已“留得生前身后名”，但突然某一天，几乎毫无征兆地，他的雕像也成为了攻击对象：一些美国的同性恋平权运动者要求将金的雕像推倒，因为他是“右翼反同分子”！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不知道他们是否记得，亚里士多德是奴隶制的坚定支持者，按照这个逻辑，亚里士多德是否也应被打为右派，加以鞭笞？那样的话，西方文明史也要推翻。

怪不得有人说，在当今美国，“政治正确”是种病，得治。但病根在哪？

有人认为，特朗普同时激发了左右两派极端分子的骚动基因，他应该对美国的社会乱象负责。但客观说，特朗普恐怕只是一个化身，是大选中人们对“政治正确”反感的映射，即便没有特朗普，这个角色依旧不会缺位。

“政治正确”作为护国的基石太过脆弱，或许才是根源。

美国建国至今不过200多年，虽然在政治制度的构建上起点极高，一步到位实现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政治构想，但社会发展不同于政治构建，后者是人为设计，而前者是人们相互间的融合、妥协、和解，是一个缓慢演变的过程。美国复杂的种族构成，更决定了这一问题远非制度所能解决，更非“政治正确”这一“道德制度”可以包含。在这方面，美国仍旧稚嫩。从美欧对宗教的态度可对此窥得一二：美国是宗教社会，而欧洲已是世俗社会。

杰弗逊把欧洲称为古老的旧世界，麦克阿瑟说日本只是个12岁的孩子，那美国呢？三十多岁的而立之年，年富力强，但前方就是中年危机的困扰，有对过去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担忧，生活处处是变数。这都不过是生活的阵痛，是年轻的代价。

年轻的另一个代价，就是理性容易让位于激情。这可能也是美式自由民主的先天性缺陷：《独立宣言》说，人权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被人们粗暴地解读成了个人主义。

杰弗逊原本认为，在思想完全自由的前提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理性。但之后他修正了自己，坦言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会引导人们走向自私，这需要加以纠正。

自由本不是理性的天敌，“政治正确”也不是非理性的庇护所。当自由演变成自私，一切就变味了。这也是为什么，在为美国保驾护航一百多年后，“政治正确”开始失效了。

作家库尔特·安德森认为，“如今的美国，启蒙运动中更煽动人心的一面已经吞噬了清醒、理性、实证的部分。非理性不但备受尊敬，甚至往往无法阻挡。”

特朗普借着逻辑和理性在美国社会的滑坡，踏进了白宫，要他根本改变理性缺位的现状，是痴人说梦。他可以做的，是给美国寻找到更大的目标，目光放远，用世界公民的身份覆盖自私的非理性，用世界主义解放种族主义。

然而，用稳定压倒一切，终究是治标而不治本。长久来看，让“政治正确”和理性各自回归本位，才是应循的正道。

（看看新闻Knews记者：杨超 实习编辑：蔡悦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