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行正道而拯衰颓

每到八月，东亚各国的神经就格外敏感。中韩紧盯着日本的反思态度，日本也小心翼翼试探邻国的反应，这种微妙的政治游戏正在成为一种套路，见怪不怪，但人们会在无形中被加深一种烙印，那就是日本的右翼基因与生俱来，无可救药。

日军在二战中的残暴所为，极其邪恶且毫无人性，但如果说这是基因使然，就扯远了，也把问题简单化了。实际上，一个群体很难谈得上什么基因。好比我们人类，决定性格和价值观的，很大程度上是成长的环境和经历。一个民族的群体意识，也是由大大小小的事件环环相扣推移演变而来，且非一成不变，它会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发生变化。

近代日本对于亚洲各国的态度即是如此：从迷茫无助，到团结友爱，再到泯灭人性的侵略，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运动的起落，媒体的宣传，政客的鼓动，不断调整它的演变方向。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对这一漫长过程的源头部分进行了研究，它可能会颠覆一些固有的认知。

书名中的“早期”一词，告诉我们书中讨论的不是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而是更早。那时的“亚洲主义”还是一个中性词，蕴含着很多积极的精神。

首先，本书开篇就对亚洲这一概念的起源做了解释，“在中国与日本意识到自身是亚洲成员之前，欧洲人将非欧洲人即非基督教徒居住区(欧亚大陆的东部)划定为亚洲，从近东到远东层层施加压迫；受欧洲侵略而被迫意识到自我存在，从而诞生了近代的“亚洲”概念。”

也就是说，“亚洲”是西方创造的概念，中日原本没有这样的自我认知。但在西方的强势文明面前，率先觉醒的日本开始接受并扩大“亚洲国家”这一身份认同。

1863年，日本近代思想家胜海舟就提倡“亚洲同盟论”，提出要和中国、朝鲜结盟，共同抵抗西方列强。

胜海舟

5年后，明治天皇登基，日本拉开维新大幕。但相比有着近百年工业积淀的欧洲，日本还只是一个幼童。危机之下，日本一片兵荒马乱，四处寻找救国之道，各派立场尖锐对立。

位列维新三杰的西乡隆盛大力鼓吹“征韩论”，主张侵略朝鲜半岛，转嫁国内危机，而与此同时，“明六社”开始推广日本版的启蒙运动，宣传自由民权思想。一时间，野蛮的气焰和文明的清风并存。

维新三杰之一 西乡隆盛

由森有礼、福泽谕吉等人创立的“明六社”

之后的十多年是“亚洲主义”的黄金时代，随着西乡隆盛辞职还乡，自由民权思想开始普及，“日中提携论”、“日本责任论”等等理论接踵出炉，主题思想都和胜海舟的“亚洲同盟论”类似。这一系列的理论，初衷都是为了亚洲团结，反抗侵略。

此时的亚洲，正在西方列强的欺凌中水生火热，这让日本深感危机。日本越发意识到，即便自己在亚洲鹤立鸡群，也依旧独木难支。“亚洲同盟论”的精神开始在日本广为传播。

书中着墨颇多的兴亚会，也诞生在这一背景之下。

1880年，兴亚会成立，《兴亚会设立绪言》中这样写：

“窃惟方今亚细亚全州之大势，国不相依，人不相辅，委靡偷薄，苟且自安。当此之时，全州志士，孰不慨愤者哉。夫欧美诸州之能致隆盛者，皆由于彼此言语相通，情事谙练，故缓急可以互相维持也。呜呼，使我全州诸国若此，则振兴衰颓，而比隆欧美诸州，岂其难哉。”

原书作者狭间直树这样评述：“叙述近代欧美国家侵略亚洲的整体形势的同时，分析认为他方优势在于“彼此言语相通，情事谙练”的相互合作关系。当然曾根俊虎（兴亚会创始人之一）并非不了解欧美诸国间相互敌对的关系，只是强调它们对待亚洲时总是首先克服自身的内部矛盾，其前提条件是互 通彼此的语言。所以他呼吁通过建立此种关系来实现亚洲的振兴。”

本书作者 狭间直树

类似的声音在当时的日本还有不少，媒体也在不停强调欧洲的团结，以此来警醒日本：一盘散沙的亚洲，会不断被欧洲列强蚕食，唇亡齿寒，日本最终也难逃亡国的下场。

如何做到团结？凝聚什么共识呢？

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比较了东西方差异，他认为西方是物质文明，行霸道，而东方不是压迫人，是要感化人，行王道。狭间直树认为，孙中山的这一思想旗帜，早在兴业会成立之初便已竖立，“行正道而拯衰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924年11月，孙中山在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演讲

要凝聚各国意志，须让所有人感受同一种文化，最好使用同一种文字，怎么办？用中文。

“一本报告，向用和文录事。而外邦未能尽通，则非所以传本会之意也。因议今后改用中文，以广便亚洲各国士人之览，非敢有所区别也。”

也就是说，鉴于欧洲将英语作为“通话”，所以应该实现将中文作为东亚“通话”。

如果事情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之后的历史可能会被很大程度地改写，世界也不会是今天的世界。可惜，提倡和平团结的“亚洲主义”作为显学只是昙花一现。在一个凭力气说话、崇尚丛林法则的时代，民族主义和种族优越论更符合“时代精神”。

本书的时间轴停在了1900年左右，但留给我们思考的还有很多。比如，日本从主张亚洲团结的“亚洲同盟论”，到充满右翼色彩的“泛亚洲主义”，再到赤裸裸美化侵略的“大东亚共荣”，为什么人们在右翼借题发挥、偷换概念兜售的民族主义野心面前，完全丧失了独立性？

狭间直树指出，“日本人和中国人相互存在歧视”。都说日本崇尚强者，其实中国也是如此，两国都易对弱者产生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日中两国的相互歧视实际上并不同时存在，当日本赢得甲午战争之后，中日地位彻底颠倒，歧视的主客关系也发生互换。

这时，在民族主义的狂热中，“亚洲主义”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亚洲同盟论”、“日中提携论”看上去也毫无意义：羸弱的中国，有什么能力成为强有力的同盟？征服+驯化，取代了日本此前的对华同盟政策。

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有很强一股势力在警示着轻视中国的危害，包括胜海舟在内的多人反对对华开战。但战争胜利之后，这种忧虑几乎荡然无存，中国只是身边的一个体态虚胖家大业大的土地主，可以予取予求。

十年后，日俄战争的胜利，让日本国民的民族优越感飙升到了巅峰。

日俄战争对马海战中被击沉的沙俄军舰

日本庆祝日俄战争胜利

又一个近十年后，孙中山在日本提倡“大亚洲主义”，提出了“日本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这样的质疑，但彼时的日本已是国际联盟四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根本无暇聆听一个“病夫”邻居的和平倡议。

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演讲“大亚洲主义”

本书史料丰富详实，虽然评论稍欠精彩，但基于史实的思索探究，比简单接受他人思想成果更有意义。

以古示今，二战后的中日再次经历了从“蜜月”到对立，只是两国的实力对比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日强中弱。如今中日实力匹敌，各有所长，正是相互学习、互补共进，实现先人“亚洲主义”初衷的大好时机。

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中日应当加深对历史的挖掘，从中寻找相互理解的途径，这应当是本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编辑：杨超 范饱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