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还是“治理”专车上路背后的新治理逻辑

交通部出台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上海交通委为滴滴快的专车平台颁发的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其意义超越了单一工作本身，标志着政府开始顺应网络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叠加效应，以跨越性的方式迈出了经济社会重构的第一步。

国家治理如何面对网络化的社会转型，实际上，答案在中央提出推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互联网+”概念时就已经明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两重社会结构转型：一是由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导致的，基于制度变迁引发的社会结构转型；二是由网络社会生成导致的，基于技术创新引发的社会结构转型。前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而后者从本世纪初开始，二者叠加效应近年来开始显现。如今，这一内容已成为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一个新的重点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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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双重社会结构转型，在遵循中国政治发展的自身逻辑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公共事务有效处理为中心，重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而要做到这点，需要同时解决市场经济与网络社会所带来的叠加问题。

转型背景下建构社会秩序是一种全新的工作，不仅考验着社会，更考验着政府，任务十分复杂繁重，不论如何，第一步已经迈出，尽管这还仅仅是在交通领域。从专车上路到“专车新规”的出台，政府在这一事件中，正在改变以往“管理”为主的思想，思路逐渐向市场化“治理”转变，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不仅如此，在经济领域，许多转变也已经开始。　

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有关规定的决定》。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股票公开发行核准制度的有关规定，实行注册制度，具体实施方案由国务院做出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由此，中国股票市场从执行了20多年的审批制度全面转为注册制，真正将选择权放给了市场。可谓典型的“管理”向“治理”转型的案例。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包括基本观念的转变。首先，治理意味着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参与主体协同合作，而不是单纯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其次，在治理过程中，相关参与方都在探索如何合理分工，形成有效的合作关系，发挥各自优势，更有效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如何准确地认识问题根源，找到与之匹配的政策解决方案，是对当前管理者提出的新挑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已向政策研究者和实践者们提出了时代的新要求。


（编辑：蔡晟 孙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