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一批批有志青年从这条弄堂出发，开启了他们实现梦想的伟大征程

位于淮海中路567弄的渔阳里以“团中央机关旧址”而闻名，整整一百年前，一群有志青年汇聚于此，从这里开启了他们实现梦想的伟大征程。

淮海中路渔阳里入口

淮海中路渔阳里是一处建造于20世纪10年代中后期的石库门里弄，后曾一度改名为“铭德里”，弄内建筑青红砖墙相间，半圆形的拱洞门（发券门）将总弄与支弄之间巧妙的分隔成若干空间，在装饰上起到了极佳的美观效果。在许多党史类书籍或文章中为以示其与南昌路100弄渔阳里的区别，稍早建成的南昌路100弄被称之为“老渔阳里”，而淮海中路567弄则被称之为“新渔阳里”。

南昌路“老渔阳里”

淮海中路“新渔阳里”

有关于这片里弄及其名字的由来过去在同类文章中被提到的不多，笔者将查阅到的一些文字信息分享给大家以供参考。如据《上海百年名楼.名宅》一书中所述：“渔阳里由比利时、法国合资的义品放款银行投资兴建，义品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早期）在天津拥有不少地产…渔阳里是义品进入上海后投资兴建的第一批里弄住宅。渔阳是古地名，战国时由燕国置，辖境相当于北京至天津一带…义品以天津古名渔阳作为他们在上海开发的第一批里弄的名称，也许就是借以纪念他们的发迹或是发祥地吧”；又如据许洪新《中国历史大变动中第一弄：新老渔阳里》一文中所述：“1921年，渔阳里产权易归陈铭德，同时改名铭德里”。

淮海中路渔阳里的弄堂

新渔阳里6号是一幢双开间一厢房的石库门里弄住宅，曾为戴季陶住所，1920年春戴季陶迁走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杨明斋承租于此并在此创办“中俄通讯社”，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上海党团组织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有关于这段时期新渔阳里6号的历史，叶永烈在他《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渔阳里6号最初原是李汉俊住的。1918年底，李汉俊从日本回来，租下此屋居住。后来李汉俊迁往三益里与哥哥同住。他把渔阳里6号转给戴季陶居住。维经斯基访问戴季陶之后，觉得这位国民党员的家中更适合召开一些座谈会”，于是也就有了后来新渔阳里6号那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故事。

淮海中路渔阳里中的过街楼

“中俄通讯社”创办后，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叶天底、金家凤等人在这里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任书记，团的历史由此起航；1920年9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又在这里开办“外国语学社”培养青年干部并先后选送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汪寿华、肖劲光等数十名青年赴俄留学。

这里要重点介绍一下这所“外国语学社”，这所看似只是以“教授外语”为名“外文补习班”实则在当年却担负起了为革命培养进步青年的千斤重担，在这里经过刻苦学习并严格选拔出的许多杰出青年后来都远赴苏俄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深造，他们中有很多人在回国后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这所“外文补习班”为何要取名为“外国语学社”呢？这其中也是“藏有玄机”的，众所周知，上海开埠后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为此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在近代上海日益凸显，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种以“教授外语”为盈利方式的“培训机构”在当时的上海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而在如此之多的“外文培训机构”之中，表面上作为其中的一员的“外国语学社”显然是不太会引起到他人过多关注的，因此这个名字也在客观为革命活动起到了必要的掩护作用。

淮海中路渔阳里中的石库门

“外国语学社”的课程设置是十分丰富的，平日里除了由李达、李汉俊、袁振英、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夫人）、王元龄（同盟会会员王产祺的女儿）等人教授日、法、俄等各国语言外，学社还请来了沈雁冰（沈雁冰后来以“茅盾”作为笔名）和邵力子为学员们讲授社会科学知识，使得学员们在学习外语的同时也开拓了自身的眼界。1920年8月，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初版在上海问世，这是陈望道根据由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与李大钊取自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英文本在其家乡义乌以“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其全文翻译的成果，后来“外国语学社”也专门请来了陈望道给学员们专门讲解《共产党宣言》，为这些进步青年们指明了革命的方向。

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版

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版

同“外国语学社”内容丰富的学习课程相比，当年学员们在这里的学习生活环境还是比较局促的，有不少住宿于此的学员晚上在这里“睡地铺”，师生们的上课环境也并不宽敞，如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编《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一书中引用到的当时担任俄语教学任务的王元龄回忆内容：“我在这里教书时，教室在楼下客堂，学生约有50人，课桌放得很挤，中间有两条走道，里面课桌仅靠六扇平门，平门是关着的。教师前面不另放桌椅。我站的地方空位不多，我的书就放在前一排学生的课桌上…”,尽管学习环境不甚理想，但这些却丝毫没有影响到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大家彼此激励，在有限的时间内竭尽所能以获取到更多的知识，如据余世诚、张升善著《杨明斋》一书中所述：“当年外国语学社的学员萧劲光讲：我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到俄国去，学习革命道理，回来搞革命，改变落后的旧中国，所以，我们学习俄文，都很用功，很刻苦”；又如据黄峥著《刘少奇全传》一书中所述：“刘少奇和其他同学一起每月吃5元钱的包饭，但是他们往往5个人合伙包4个人的饭，每个月各人节省1元钱用来买书报…”。

“外国语学社”课堂场景复原

正所谓“理论必须结合实践”，“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们在日常学习的同时也参加过不少革命实践活动，他们中有的“现学现用”在工人学校中做起了“小老师”，有的运用平时所学为进步刊物撰写文章，还有的则冒着危险深入到工厂或是走上马路散发传单，如据《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一书中引用到的当时学员周伯棣的回忆内容：“1921年的五一节前夕，法租界的捕房似已注意到我们的学校，对我们已很不客气。有一次，法国的包打探就盛气凌人地来到我们学校。五一那天，我们分组去街上发传单。我和另一个同学到威海路散发，恰遇印度巡捕前来巡逻，几被捕去”，通过这些实践也让这些青年学员们逐步认识到了今后革命工作的艰巨性，同时学员们也在这一次次的实践中得到了磨练并迅速成长为了具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一位老学员在回忆起当年渔阳里的这段学习实践经历时曾满怀感慨的说到：“渔阳里开辟了一代人的道路，渔阳里的历史和人物，就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材”。1921年初起，“外国语学社”开始分批次将数十名学员选送到俄国进行进一步的深造学习…

1921年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渔阳里6号成为团中央机关所在地，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先后在这里筹组过全国第一个由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举行过首次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及筹备纪念五一节活动等。1921年4月29日渔阳里6号遭到法租界巡捕房搜查，同年5月青年团暂时停止了活动。

淮海中路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

1957年渔阳里恢复旧称并于同年经修缮后恢复原样布置，1989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2001年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在经过全面整修扩建后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于2004年4月向社会开放至今，成为上海一处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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