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国学大会丨高亦睿：对中国的研究始于敦煌

高亦睿

记者：很高兴见到您。作为一名外国学者，您为什么会对敦煌学产生兴趣？

高亦睿：这是一个意外，一开始我并没有特别感兴趣。当时大英博物馆在招项目经理，要求会说中文和其他语言，还能熟练使用电脑。我申请了这份工作，他们也选择了我。

最初，我研究的是别的项目。一段时间以后，我开始处理写本并参加有关敦煌研究的会议。一两年后，我开始从事研究敦煌写稿的工作。可以说，研究方向的转变完全是个意外。但我不后悔，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现在我从事敦煌学研究已经很多年了。

东方卫视、看看新闻Knews记者左禾欢采访高亦睿

我去过很多次敦煌，参加会议，也会去石窟看看。至于敦煌写本，大部分不在中国，它们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和日本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里。例如，大英图书馆收藏了大量敦煌写本，为世界之最。我当时就是做这个项目的，我的工作就是处理写本，所以我有机会进行研究。

记者：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您如何评价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如何评价古代丝绸之路的作用？

高亦睿：这里有两件事。敦煌曾是一个重要的枢纽，今天也同样重要。正是在敦煌，我们才发现了如此多研究资料。中国中部地区没有类似的发现。所以这些中世纪中国的东西，从写本来看，大部分都来自敦煌。

敦煌的枢纽地位主要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从敦煌开始向西，丝绸之路分成两道前往中亚。而敦煌的东面，就是河西走廊。敦煌就处在这片连接东西方的狭窄土地上。从汉代开始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这里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枢纽。不管是文化上还是经济上，都是一个繁荣的地方。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做了很多关于敦煌学的合作项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高亦睿：是的，但不仅仅是我。这个领域对合作是非常开放的。西方学者正在研究的材料，与中国学者们正在研究的材料是相同的。所以互相交流是我们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英图书馆，从事国际敦煌项目。这个项目需要与许多不同国家打交道，目的是将写本数字化并保存。这些写本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供任何人下载、查看和研究，所以这种服务，对不同团体的学者都非常重要。

这个项目不仅是在大英图书馆，世界各地的其他机构都有。在圣彼得堡、巴黎、京都、北京，甚至敦煌。我们在很多地方设立了数字化工作室，再以数字化方式统一写本。写本被分散在全球各地，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写本再次聚集在一起，因为它们本来就来自同一个小山洞。

敦煌写本

记者：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技术的，您刚才提到将手稿数字化。我们知道技术发展迅速，尤其是人工智能。那么您认为这对敦煌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您如何看待这一潜在的应用？

高亦睿：人工智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它似乎会影响一切。所以我认为它可能也会影响敦煌学，可能会在图像处理方面有所帮助。图像处理就像视频制作一样，非常复杂、耗时，但有了人工智能，也许可以加快速度。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它或许还能帮我们检测不同写本上的花纹样式。这非常有趣，因为这可能是我们人类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向引擎提供足够的数据，它或许能够检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或识别出手写体。

如果能够区分笔迹，判断这份手稿与那份手稿是同一个人写的，那将非常有用。如果是的话，那你就能判断其他50篇写本是不是同一个人写的。我不确定人工智能目前是否能够胜任这项任务，但最终它可能会胜任。

记者：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敦煌学和中国学之间的联系吗？中外学者还能在哪些方面展开合作？

高亦睿：敦煌学研究的是在敦煌或者来自敦煌的素材，包括敦煌石窟、敦煌地区的自然环境等等。当然还有在敦煌发现的写本，敦煌藏经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写本。还有一些写本的印刷品。所有这些东西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敦煌学。这是一个现代术语，这不是20世纪之前就有的研究方向。

敦煌学和中国学之间的关系，有很多重叠的部分。20世纪初，很多学者研究了大量来自敦煌的材料。这推动了汉学的研究。当时有大量写本被带到西方，所以在巴黎和伦敦的学者就开始研究，并发表他们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所以说，汉学或者中国学的发展，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研究敦煌资料的基础上。

与此同时，也有人致力于研究敦煌资料的其他方面，这也带来了对于其他方面的贡献，比如说伊朗语言学或者佛教研究。这些其实都属于敦煌学。敦煌学和中国学之间有重叠，但又不完全一样。

敦煌莫高窟

我想，无论是中国的学者还是其他国家的学者，我们都想更多地了解写本，以此来更多了解中世纪的中国。比如，你会想了解当时的情况，这些手稿是谁抄的，他们一天抄了多少行等等。有些手稿下面会有日期。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当时发生的事情。

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都对此感兴趣，但他们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研究，所以结果也有点不同，但并不矛盾，因为中西方学者研究的是相同的材料。双方角度不同，或可互补，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