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对话丨杀人回忆：被迫改变命运的韩国警官们

韩国三大悬案之一“华城连环杀人案”不仅夺走了10名女子的生命，更改变了很多“看似无关人”的人生轨迹。

根据这一案件改编的电影《杀人回忆》2003年上映，在第24届韩国电影青龙奖、第40届韩国电影大钟奖、以及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中拿下十多个奖项，轰动一时。

案发后，4名被指认为嫌犯的男子在接受警方调查后以跳楼、跳河、卧轨等方式自尽......近10名优秀警官在调查过程中选择自尽或辞职的方式，彻底告别警官人生。

2019年9月19日，东方卫视看看新闻Knews韩国记者权小星，专程前往华城，访问了三位被华城杀人案彻底改变人生的警官。借此机会，一同回顾这场改变了韩国、也改变了这三名警官命运的连环杀人案。

"如果这个案件未破，那么我们两个人中，总有一个人该跳楼谢罪。"——河升均（时任华城连环杀人案调查总指挥之一）

“即便是到了如今，每天会梦到被杀害的10名女子，有时候还是会睡不着，甚至会偷偷流泪。”——表昌园（时任华城警察署机动小队队长）

“我是一个失败者，对于受害人家属，我与犯罪嫌疑人无异。"——金福俊（时任华城警察署刑侦大队副队长）

当年的通缉令

韩国华城连环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被锁定，系56岁的韩国籍男子李春在（音译，下称“李某”）。根据警方公布的信息，目前李某正在以无期徒刑的身份在釜山监狱服刑，但在此前的调查过程中，李某极力否认自己与案件的关联性。

最新调查结果的出炉，是否意味着受害者的在天之灵得以慰藉？而因为本次案件改变命运的三名警官，如何看待本次案件，他们的遗憾是否能够得以缓解？

共同的“负罪感”

对于所有曾经参与过华城连环杀人案调查的警官来讲，“负罪感”是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汇，也是我见到每一位参与者时，所听到的最多的词汇。

在韩国犯罪学研究所办公室，我见到了时任华城警察署刑侦大队副队长金福俊（Kim Bok-Jun）。

金福俊

接到我的采访邀约后，金警官丝毫不介意我没有提前预约便贸然前往，而是说“我希望此刻，让更多人能够知道我们心中曾经的负罪感，以及此刻的感动之心。”

金福俊说，在听到警方宣布破案以后，他立刻和曾经的上司、连环杀人案调查的总指挥者之一、时任水原警察署刑侦大队队长（记者注：华城警察署于1991年从水原警察署分离）的河升均（Ha Seung-Kyun）通了电话。而在那一通电话之前，两人已将近一年没有通过电话。

河升均

“河警官已经是超过70岁的人了，且身体并不是很好，心脏一直都有些问题。不过，正如在1990年侦破案件的时候，河警官曾和我说，如果这个案件未破，那么我们两个人中，总有一个人该跳楼谢罪。

时间纵然过了很多年，但这起案件，一直是他心中的痛。每当我们两个人一联系，就会不由得谈到那起连环杀人案。”金福俊解释道。

他回忆道，接到案子可能告破的消息后，自己第一时间就给河升均打了电话。两个硬朗的男人在电话中“几乎哭了一大场”，直到接到一些媒体的求证电话时，才如梦初醒般醒了过来。

“当时，我和河警官说，希望这并不是一场梦，我们作为一名警察，一名调查者的使命也终于达到了；而河警官的一句话则是，我生为警察，此刻终于死而无憾。”金福俊提到。

虽然未能亲眼见到河升均警官，但通过金福俊的牵线，我也和河升均通了电话。

接到我的电话时，河警官正在去华城警察署的路上，虽然时间仓促，但可以感受到，电话里的他仍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之心。他说，案发以来，一直坚信“上天有眼”，虽然案子如今早过了公诉期，但曾对家属及民众作出的“将犯人绳之以法”的承诺，总算可以实现了。

这种负罪感，不仅成为萦绕在所有警官心中的一块巨石，更令许多当时的警官改变了自身的前途。表昌园便是其中的代表。

表昌园

表昌园，如今是韩国最知名的犯罪心理学家，经常在新闻及综艺节目中露面，并被认为是韩国普及犯罪心理学的第一人。

此刻的他，已经辞去警察大学教授的职位，并离开了警界，在时任共同民主党（现执政党）党首文在寅（现任韩国总统）的“三顾茅庐”之下，进入政界，并活跃于不同场合。

见到表昌园时，他刚刚忙完一天的日程，从国会出来。一见面，他就对记者说，“即便是到了现在，还是会梦到被杀害的10名女子，有时候还是会睡不着，甚至会偷偷流泪。”

1990年11月，第九起连环杀人案发生时，表昌园刚从警察大学毕业，时任华城警察署机动队小队长。他是第一批到达案发现场的人员。

看到又一名女子被奸杀、现场摆放着凌乱的衣物及冬日裸露的身体时，表昌园先是将自己的外套披在女子身上，然后下定决心，希望将第九起案件办成“铁案”，尽快侦破。

案发现场照片（受访者提供）

“其实《杀人回忆》这部电影我也看过，但有一些部分还是有虚构成分，比如电影里将杀人犯描述成不留任何证据的完美主义者，但当时我在奸杀现场发现了多个抽过的烟草、袜子、女性内衣等可用于证据的物件，并通过对于目击证人及周边人员的审问，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应该是20多岁、内向、较为冲动、谈恋爱经历较少等多个特征，发现杀人犯与被杀女子间均没有相熟之处；

可惜，当时韩国的审问技术停留在军政府期间，对心理学没有过多探究，更别提监控及DNA检测技术了，这也成为我心中的痛。”表昌园回忆道。

1998年，表昌园申请停薪留职，并前往引入DNA鉴定调查机制的英国留学，攻读犯罪心理学。回国后，他成为一名犯罪心理学教授。

“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开朗、外向的人，要说我为什么要经常露面，并在公共媒体上宣传犯罪心理学分析，似乎是华城的十名受害者，给我留下的使命和任务。”

金福俊则在最后一起杀人案的公诉期结束后的2006年辞去一线工作，前往韩国犯罪学研究所，主攻DNA分析等科技犯罪分析。

河升均原定的退休时间是2006年6月，虽然因为其卓越的工作及调查经验，成为韩国警界数一数二的“杀人犯对手”，但嘴边却一直挂着“我是一个失败者，对于受害人家属，我与犯罪嫌疑人无异”。

最终，因为负罪感过重，即将退休的他于2005年10月突然宣布辞去警察职务，选择在华城地区附近的一家体育中心担任管理员，并将当时的部分证据拿到家中，继续探索案件。

河警官的日记本（从1990年一直记录至今）

困难重重 从不放弃

事实上，正如表昌园所述，犯罪嫌疑人在现场留下了种种证据。

根据警方信息，1986年至1991年，在同一地区有10名女子被杀害，期间警方搜查了约21000个嫌犯，鉴定570组DNA、180根毛发、40116枚指纹，此外，还有近600件如金福俊、表昌园这样的一线警官所发现的证据。此外，还有一名幸存者，以及数十名目击证人。

但是，由于受到当时技术及监控体系的制约，这些证据很难完成对于杀人犯的锁定。

金福俊表示，有些证据中的DNA完整度甚至不足10%，而且警方当时并没有DNA分析的相关设备，因此，只能将华城及周边地区的所有20到30岁男性的登记指纹，与现场发现的指纹以肉眼对照。

此外，警方对于DNA检测的经验也非常缺乏。当时，韩国警方不得不把从遇害女性体内发现的精液，送至拥有检测水平的日本警方，但在邮寄及样本替换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导致未能得出理想的效果。

案发现场调查照片（受访者提供）

这种情况在2018年7月出现了转变。

当时韩国警方及相关机构公布了一则通稿，称只要有完整度在10%左右的DNA及其他身体有效特征的片段，就可以针对不同的DNA片段进行相互比对。但当时并没有人知道，这个技术会成为破案的关键。

不过，无论是金福俊，还是表昌园，都提到了一个细节：警察后辈们，将几乎所有当时留下的证据全部保存了下来，件数达到600余件。

对此，曾在华城警察署专案组工作、目前担任京畿南部地方警察厅发言人的严警官非常坚决地表示，许多警官前辈在这个案件中或自杀、或抱有负罪感，虽然根据往常的经验，已过公诉期的案件证据将不予以保留，但这些证据最终被保留了下来，正体现了所有警察同仁的执念、不甘心，以及对于许多前辈牺牲的致敬。

这些被小心保留下来的证据，在新技术开发以后，得以重见天日。

至于2018年研发的技术，为何于2019年才得以使用？金福俊解释道，受到当时证据及身体特征的储存技术的限制，部分证据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需要进行复原后，才能够用于检测。

案发现场调查照片（受访者提供）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的大街小巷均能够看到的监控摄像头，其实也是华城案的受害女性们为韩国留下的遗产。

案发至今，韩国已覆盖了近100万个民营及国家机构运营的摄像监控系统。首都首尔也成为全球摄像头及监控系统覆盖最为密集的城市。

后记，未来可期，还是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表昌园这样的专家，即便是其他连环杀人犯，也将目光指向了李某。

曾因奸杀20余名女性而被称为“韩国第一连环杀人犯”的柳永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杀人只要一开始，就无法停下。如果这么久仍未被捕的话，我判断（华城连环杀人案）杀人犯应该就在监狱里服刑。”

受到这段分析的启发，韩国警方将监狱中的奸杀案犯人，与受害者身体发现的DNA进行了比对。最终发现，来自第3、第7及第9名受害者衣物及身体上的残缺DNA片段，与李某的DNA基本一致，三起案件的作案者，指向同一人。

不过，记者也从警方处了解到，专案组在1991年发布的通缉令显示，通过对于第4、第5和第9个受害者的血迹分析了解到，施加暴力并残忍杀害的犯罪嫌疑人的血型是“B型”，而记者翻阅清州地方法院的判决记录时，却发现法院对于李某的血型判定为“O型”。

上述判决记录显示，根据法医鉴定，李某奸杀的小姨子体内所发现的精液的血型是A型，而受害者（小姨子）的血型也是A型，所以，李某的血型只有可能是A型或O型。鉴于李某自己承认自身的血型是O型，因此法院认定李某的血型为O型。

此外，根据韩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已接受两轮警方传唤调查的李某坚决否认犯罪事实，并在监狱中未出现任何异常反应。

嫌犯李某（模拟画像）

针对这个疑问，记者也请教了几位受访者。

京畿南部地方警察厅的负责人表示，虽然鉴于个人隐私层面的考虑，无法对外透露具体的调查信息，但DNA比对检测的可信度高达99.9%，且比对监测的效力受到了相关机构的认可。

此外因为记录问题，目前无法确认1991年嫌疑人血型被定为B型的具体检测方式，因此警方在进一步着手调查的同时，也希望公众能够信任警方的信息披露。

表昌园凭借自己的犯罪心理学专攻，认为李某之所以否认嫌疑，一是考虑到案件本身的公诉期已经结束；二是若被定罪，李某追求很久的假释将成为泡影。

“此外，李某所在的狱区备有电视，因此他也完全可以看着外界的新闻，而准备下一步的战略。”

有趣的是，被指认为有力嫌疑人的李某，不仅曾看过《杀人回忆》这部电影，而且曾看过两次，一次是被动看电影，另一次则是主动要求在狱中看这部电影。而在狱中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他还和周边的狱友一起谴责电影中的杀人犯。

此外，李某的原籍就是案发地京畿道华城郡（现华城市）。直到第10起案件发生后的2年内，李某仍一直居住在这里，该地也是1986年第2起、1987年第6起案件的案发地。直到1993年4月，李某才搬到韩国忠清北道清州，并在清州因奸杀妻妹，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事实上，这起连环杀人案，无论是给曾被指认为犯人的普通人，还是正在调查的警官们，都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一场连环杀人案所破坏的不仅仅是十个女性及其家庭，还有更多看似无关的人。

我们得到京畿南部地方警察署提供的数据，有四名被指认为嫌犯的男子，在接受警方调查以后均以跳楼、跳河、跳铁轨等方式自尽，此外还有近十名优秀警官在调查过程中选择自尽或辞去警察工作。

其中与金福俊并列担任副队长，甚至一度被警方获得二等功的宋某署长更是因压力过大，在辞职后不足三个月便离开人世。

此外，因为其中一名受害者穿着红色衣物，导致当年度韩国的女性红色衣物销量更是下降95%。

事实上，此次前往华城采访时，我曾打算叫出租车前往案发地看一看。但没有一个司机愿意开车前往。最终，我不得不自己租了车，自驾前往现场拍摄了一组照片。

案发现场（摄于2019年9月19日）

案发30年后，警方已经很难找出更加有效的新证据，因此若追加比对的结果不理想，则只能依赖于嫌犯本人的自白。而考虑到此前该犯人曾是“模范罪犯”，被假释的可能性较高，因此多名受访者也均认为“认罪有一定难度”。

此外，由于受到本次案件，以及2011年韩国电影《熔炉》上映后，不少民众情绪愤怒，向青瓦台请愿，使得政府改变国家法律，取消“15年公诉期”的规定。但是，华城连环杀人案发生在公诉期条例尚且存在的时候，必须仍然按照当年的规定办案。因此，即便是被确认为犯人，也无法因此追加量刑。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本次案件的破案，无形中使一系列悬案的破案收到了更多韩国民众的关注。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警察厅厅长近日已就另一起悬案“青蛙少年失踪案”下达指示，表示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也要让民众看到嫌犯的真容。

1991年，韩国大邱5名小学生为抓青蛙结伴上山，从此一去不回，该事件被称为“青蛙少年失踪案”。11年后，这5个孩子的遗骸被发现，尸检结果显示这些孩子死于他杀。2006年，案件在公诉时效到期后，成为悬案。

在这一系列的进展背后，我们更无法忽略的是金福俊、表昌园，以及更多韩国警察的不离与不弃。记者在金福俊的研究室里，看到墙上贴满了许多泛黄的报纸及调查记录，这些记录均和华城连环杀人案有所关联，且多年未摘下。

而在接受采访的间隙，我们也看到，一个近50岁的大叔，正在用两只手指操作着电脑，为自己开办的互联网视频频道进行宣传。该频道是金福俊用来宣传防犯罪知识，并接受外界对于华城案件相关信息举报的平台。而这一切，均发生在金福俊离开一线工作之后，而且数年如一日。

案发现场（摄于2019年9月19日）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希望这些坚守、不离、不弃，能够告慰受害者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