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的“三线人生”

今天的话题，我们先从这张网友拍摄的，2012年兰州国际马拉松比赛的照片说起。

在这面红旗上写着的“南京路长跑队”，会让人有一种错觉，以为这场马拉松是在上海进行的。照片中的老人，就是当年三线建设中，支援兰州的上海技术工人。虽然已经融入了兰州，但依然心系家乡上海，就连组织的长跑队，也不忘取名时，用上家乡的标识。

开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历时17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地处沿海，又是新中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当时全国支援各地三线建设的有上千万人，而上海一个城市，就去了150多万人，还不包括家属。

作为典型的三线子弟，王小帅的半自传体电影《我11》，就讲述了一个上海出生的小男孩，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长大的，典型的“三线人生”。

1966年，上海光学仪器厂受命在贵阳新天寨创建新光厂，除了800名内迁职工、复退军人、新分配进厂的大中专毕业生要内迁贵阳外，组织上还鼓励家属随行，家属如果没有工作，还保证分配。

动员工作时，并未强调会在三线待多久，却提到贵阳“一年四季像春天一样，生活水平低，老便宜的，鸡蛋只有几分钱一个，米嘛只有一角多钱一斤”。最终，共有1050名家属一同内迁，而全厂上下从动员到出发，只用了短短十天时间。

当时，三线建设要求“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所以厂区新址，大多是在山区辟一块新天地。很多当年支援三线建设的老上海回忆说，“火车驶入贵州，还没到站，看着车窗外一片片荒山，我想不对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穷啊，我的泪水就滴滴答答的。”

除了住房，对于讲究饮食的上海人而言，当地的食材、作料更是极度匮乏。每次返回上海，采购酱油、蔬菜。因为水质问题，有人还特意从上海买回大缸和明矾，雨天就用大缸接水、明矾定水，待第二天将上面的清水舀来食用。为了吃肉，还有人甚至会去肉联厂，用肉票换许多高温处理过的病猪肉。

照片上的人叫冯喆，著名电影演员。

1965年，为配合“三线建设”，国务院决定上海迁一个电影厂到四川。周恩来说：“海燕”就让她在海边，“天马”行空就让它到四川来。

当年，白杨、金焰、顾而已、项堃等著名电影人都在内迁之列。项堃、顾而已等几十人，已先期到峨影厂报到。首批来的人当中，就有冯喆，后调入峨嵋电影制片厂，并在《羊城暗哨》、《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桃花扇》、《金沙江畔》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文革一起，内迁一事作废。1969年，冯喆遭到迫害关押，客死成都。

上海的“小三线建设”，则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安徽南部山区和浙江西部山区等地，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也是全国各省市“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当年许多人是在毛主席那句，“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着觉”的激励下，毅然从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大都市奔向山区。一些人则是出于就业谋生的考虑去的。除去自愿之外，还有强制。许多建设者一旦被组织选中，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

在当年的上海小三线，流行一副对联：“好山好水好地方；好人好马好刀枪”——“好人、好马、好刀枪”，是一句上海小三线建设口号，意指要配备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设备；而“好山好水好地方”，则是赞颂皖南的自然风光。

但是，去“小三线”的上海人很快就发现，他们面对的，与其说是青山绿水，不如说是穷山恶水。暴雨来袭时，连房门都无法推开，夜晚骑自行车撞到豹子，床上发现毒蛇，一天三顿咸菜和霉豆腐。原本以为去几年就能建好，没想到，一去就是20几年。

上海“小三线”建设在1965－1988年前后长达24年的时间里，总共有7万余名上海的职工及其家属背井离乡，扎根山区，在皖南和浙西深山中开山炸石、架桥修路、引水通电，硬是在荒山野岭中建起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是全国各省市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受三线建设影响最大的地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和重庆市。在三个地区分别形成了，兵团吴语、重庆吴语、贵州的安顺吴语。据统计，这三地使用吴语的人口已接近600万人，其中仅从1964年到1966两年，迁到重庆主城区的上海内迁职工，就达43488人。

“小三线”同样也是改写命运的起点，有一个淮北女孩因向往上海，去了“小三线”，嫁给了上海籍职工，没两年就随“小三线”，撤回了她梦寐以求的上海。

当时，看到有网友评论说：“这是选择决定命运”，我们的编辑有些不平，忍不住转发了一下，用的标题是：《渺小的个人》，即有网友在我们的微博下留言：

“参加三线建设的老一代，晚年大多数是在建设三线地方度过，能返回上海幸福安享晚年不多；留沪的孩子，由于从小离开父母亲，和他们没有感情，许多退休回沪的老人晚年，要自己照顾自己。”

重庆一家报纸去年十月，还专门辟了一版，采访晚年依然生活在重庆沙坪坝等地的上海“大三线”职工：

“他们会说重庆话，爱打成麻（注：“成都麻将”），但依然维持着自己上海人的小圈子，聚一起说上海话，看有关上海的电视节目，做上海菜；他们带来的三五牌座钟还在走，他们通过电视，活在上海……这些老人，都是当初三线建设时期，随企业移民到重庆的上海人，乡愁正成为他们最大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