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滩白玉兰广场对面，这幢老建筑曾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北外滩”是时下各大媒体所争相关注报道的一个焦点，这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同样也是一片拥有着深厚历史的土地，我们本期所要分享的故事就从位于北外滩白玉兰广场对面的这幢老建筑说起，这里曾经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雷士德工学院。

白玉兰广场对面的“雷士德工学院旧址”

雷士德工学院的名字来源于一位名叫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的英国人，他于1840年出生于英国南安普顿，早年曾在大学里攻读建筑学，不幸的是，他的三位兄长均先后患病去世，这些都对当时尚在年轻的雷士德造成了严重的心理打击。后来或许是为了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他在一位医生的建议下离开了家乡，与另一位同胞马立师一起乘坐轮船来到了上海，不想这一去竟是“因祸得福”并从此开启了他在上海长达60年的传奇人生。

雷士德抵沪后的上海正值19世纪60年代中叶，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军东征的烽火已经散去，租界内“华洋杂居”的局面已经开启，当时的上海正在进入到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雷士德初到上海后便以其在建筑领域内的专长与租界工部局签订了一份三年的服务合同，主要负责租界内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监督，此间他曾完成对于英租界西部边界线的测量，协助法租界公董局出版了上海法租界第一张地图等，当然这些自当时其他在沪外侨看来已经相当不错的成绩对于雷士德而言却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成就还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这位远道而来的英国青年。

雷士德

正如前文中已经提到的，在19世纪60年代中叶时的上海租界内“华洋杂居”的局面已经开启，富裕者携带万贯家财进入租界给后来城市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丰厚的启动资金，而贫困者则拖家带口来到租界又给后来城市的建设更新备足了充沛的年轻劳力，而这一切都无疑刺激了一个新兴产业在当时上海的迅猛发展，这就是地产业。随着原本租界内外“华洋分居”的格局被逐渐打破，由于其中利益的驱使使得地产商们开始“闻香而动”，由此开启了近代上海地产业开始转向商品化的历程，租界当局也因其中“地税和房捐收入丰厚”之利基本默认了这一事实。

史密斯是我们至今能查到的上海开埠后最早的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产商，他出身掮客（相当于中介），约19世纪50年代中叶起就开始涉足上海地产业，在1869-1880年间曾位居南京路地产大户排名之首，租界内在石库门住宅出现前曾一度建造过的许多简易木板房大多就是他的产业，后来雷士德应史密斯之邀成为了其洋行的主要股东并从此开始广泛涉足地产。约19世纪80年代初，史密斯离沪淡出上海地产界，而雷士德则因此成为了其中最大的受益者，至19世纪末，雷士德也像他的前辈史密斯一样开始跻身于南京路地产大户排名之列，如后来闻名遐迩的南京路四大百货之一的“先施公司”就是在与雷士德签订“租地造房”的协议后被建造起来的。

先施公司大楼

德和洋行是雷士德在沪期间同G.A.Johnson、G.Morris一起合伙组建的一家知名的建筑设计机构，在老上海建筑设计领域内曾与公和洋行、邬达克、赉安洋行等齐名，由它所负责设计的各类建筑在如今的上海也是随处可见，其中比较知名的有：外滩原日清汽船公司大楼、外滩原字林西报大楼、外滩原台湾银行大楼、南京东路原先施公司大楼、山东中路仁济医院大楼等，德和洋行在当时上海建筑设计领域内的良好口碑在客观上也助推了雷士德在地产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此外，雷士德还通过参股、合资以及收购股票等方式成为过当时上海多家大型企业（如：字林西报、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的主要股东，可谓是一人横跨多重领域，他所拥有的财富数量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增长。

外滩原日清汽船公司大楼

外滩原字林西报大楼

外滩原台湾银行大楼

同雷士德所拥有的惊人财富相比，他的日常生活则可以用“异常节俭”来形容：他终身未娶，也从未为自己建造或购置过一处讲究的住所，而是长期居住在上海总会的单身宿舍之中；他平日里衣着随意，据说还专靠同事们将穿旧不用的衣服来“接济”他；他上下班坚持徒步或是乘坐电车，而在上车前他还会仔细的“检查一下”自己口袋里是否已准备好了乘车时所需要使用的零钱…这就是雷士德，一个富裕而又俭朴的人，1926年5月14日清晨，当时已经87岁的雷士德在上海公济医院去世，后被安葬于静安寺外国坟山（现静安公园），而就在他去世约一年半前的1924年12月10日，雷士德立下了遗嘱决定在他死后将自己几乎全部的遗产都捐献出来以用于上海的教育、医疗、慈善等各领域，在这份遗嘱的开头是这样写到的：“在将近六十年中，我主要和永久的定居处一直在中国的上海，现在如此，以后也将如此；很久以前，我就选择中国作为我的户籍，目前就是这样……”，或许是对于上海，这个“第二故乡”的感恩与热爱，雷士德在他去世前作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决定。

雷士德居住过的外滩原上海总会

雷士德去世后他的遗产根据遗嘱由“雷士德基金保管委员会”托管并运用于当时上海的教育、医疗、慈善等各领域，其中以雷士德医学研究院、仁济医院、雷士德工学院三个项目最为知名。

雷士德医学研究院旧址位于现北京西路1320号，此楼于1932年竣工，德和洋行设计。当时的医学研究院下设有生理、病理、临床等部门，还附设有图书馆与动物实验室，职工将近百人，曾在此从事过科研工作的专家有生理学家伊伯恩（B.E.Read）、蔡翘、沈霁春，营养学家侯祥川，病毒学家汤非凡，寄生虫病学家李元白、吴光，病理学家高祥麟，外科专家汤普生（Cordon Thompson）等。1957年，此地改名为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至今，21世纪后又在此设立了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北京西路雷士德医学研究院旧址

仁济医院位于现山东中路145号，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在沪设立的西医医院之一，该医院于1844年由英国传教士雒魏林在大东门一带设立，数年后迁至现址，雷士德在19世纪70年代时就曾参与过其院内楼房的设计，因而这也加深了雷士德与仁济之间密切的联系。根据雷士德的遗嘱，他指定用其遗产中的100万两银子为仁济重建新院，新楼于1930-1932年建造，同为德和洋行设计，竣工后雷士德医学研究院的临床部包括内科、外科、X光室、化验室等都曾设于这幢大楼内。

山东中路仁济医院

雷士德工学院旧址位于东长治路505号，曾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几家参照英国模式教学的全日制技术学校之一，以入学选拔严格、全英语教学、教学设施先进以及教学方法理论结合实践而著称，曾在这所学校就读过的各界名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顾懋祥，城市规划设计专家陈占祥，国务院港澳办原主任鲁平，海牙国际法院原院长史久镛，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钱传钧，翻译家草婴、任溶溶、驻外大使钱嘉东、梁于藩、田进等，可谓是“群星璀璨”。雷士德工学院大楼为德和洋行建筑师鲍斯惠尔设计，整个建筑融合了哥特与装饰艺术派的风格特征，整体上感觉大气美观，1934年2月17日在该楼的奠基典礼上，时任英国驻沪总领事白利南与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一同为这幢建筑安放了基石，雷士德基金保管委员会主席Mr.H.Lipson.Ward则在典礼上发表了演说。当年这幢建筑内的布局是怎么样的呢？1934年2月17日那天的《字林西报》增刊曾对此做了详尽的报道，在房芸芳 编著《遗产与记忆：雷士德、雷士德工学院和她的学生们》一书中对于这篇报道做了较大篇幅的引用，笔者这里截取其中部分与各位读者分享：

所有的房间离楼梯口都在50英尺以内。在房间内外，都有足够的空间随时可以安放材料及工具，并且可以随时取用。

考虑到雨水对建筑的影响，设计师采用了滴水线脚和其他方法，以保持外墙干燥并尽可能快地排除雨水。

校舍内部采用浅色的石料砌造，每个房间都有不同颜色的墙壁，暗壁用暖色，亮壁用冷色。与老式校舍座位固定的做法不同，课桌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自由安放。

宽敞的走廊和楼梯间使得学校的日常生活非常方便。壁面使用了不同颜色的面砖以避免色调单一。地上铺瓷砖以及预制的磨光石子。房屋的附属装置也设计得简单新颖。

底层的门厅及走廊用石灰做护壁。屋顶采用暖色调，中间悬挂圆柱形白炽灯。房间内的地板用橡木铺就。实验室的厚松木下垫有砂层。底层工场与一楼其它建筑之间采用了隔音材料。除了连接图书馆的钢托架外，整个大楼都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

一楼的教室还设有机械工场、材料试验室、木工工场、钣金工、管子工、白铁工工场。这些部门将配有新型的锻锤，各种机器以及材料和工具等。工程部主任的办公室就在门厅隔壁的中心位置，面对大礼堂。

雷士德工学院大礼堂旧照

雷士德工学院实习车间旧照

二楼有博物馆、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电池室、暗室、准备间以及演讲厅等。西翼设置了力学实验室、电气装置室、总务室以及注册主任室。校长室位于中间，旁边有化学部及物理部主任室。

三楼在轴线上设置了图书馆。走廊对面有三个大的制图室。采光充分考虑到这些制图室的采光需要。东翼有教室，西边是学生的公用间、厨房、食品及餐具间、饭厅、衣帽间以及服务电梯。

雷士德工学院教室旧照

四楼部分是教师宿舍，每一单元都有它的屋顶花园。佣人间在上面一层，环绕在锅炉烟囱周围。这些烟囱都在五楼及六楼集中，然后通往塔顶。

水箱安置在室内，以便经常检查和保持清洁。水箱室保持恒温，以避免结冰而妨碍供水。所有的厕所及盥洗室位置都合理布置，其内有良好的照明设备。

取暖采用加速热水传热系统，从底层工场向其它楼面输送热量。物理实验室的管道和固定件，都用铜质材料制造以免电磁干扰。操场地面都加以提高并铺草坪，同时修建宽敞的通道以满足停车需要。

雷士德工学院开办后校方又因“引进先进设施增多”及“加设初中部”等原因在1935年11月至1936年底期间对其主体建筑进行了扩建，师资力量在此期间也得到了持续的扩充，至1937年夏，雷士德工学院在上海已成为了一所具有相当声誉的学校，不少学生以能进入到雷士德工学院学习而感到荣耀。

雷士德工学院旧照

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这样一所原本有着巨大潜力的学校却在它开办不到三年后遇上了抗战全面爆发，抗战中的雷士德工学院虽然也曾试图通过“寻求工部局的保护”、“迁址教学”等方法尽可能降低来自于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却无奈这些努力到后来都只是杯水车薪，尤其是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雷士德工学院的没落更是无法避免，1942年12月间学校被迫改名为东亚工业学院，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该校正式停办。也正是因为雷士德工学院在此办学的时间十分短暂，故而在大多人脑海中有关于这处建筑的回忆也只有后来的那个“海员医院”了。

如今的北外滩地区又一次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作为该片区最为知名历史建筑之一的雷士德工学院旧址在未来将会以一个怎样的崭新面貌重回大众视野呢？我们拭目以待。

东长治路雷士德工学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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