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县脱贫·股东记｜农民变股东：劳作强度小了，收入却多多了

71岁的牛福香种了一辈子地，近两年终于不用再种地了。

牛福香在家中抽着旱烟

因为自2015年起，他把家里所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都入股盘江天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了，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变身成了股份农民。

盘江天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是由返乡创业煤老板聂德友联合11户农户于2013年8月成立的，重点是在贵州盘县盘关镇贾西村搞刺梨产业的规模化种植。

牛福香打扫柏油机耕道。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前，贾西村八组的牛福香和69岁的老伴要维持家中八亩土地的耕种，不仅劳作强度大，而且地上产出也不高，一年地上玉米和土豆的毛收入仅有4000来元；入股后，牛福香的家庭收入是原来的近5倍，八亩土地每年的保底分红3200元，加上老两口在刺梨产业园区做工的收入，一年下来有近两万的收入。

由于农民变股东后，农户的年收入比以前翻了数倍，所以农户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

地处盘关镇东北部两山区域的贾西村，曾是贵州省一类贫困村。自2014年起，该村开始推行“三变”改革。贾西全村下辖12个组，共720户2056人，历经三年的“三变”改革，目前贾西村有693户农户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了合作社，入股率高达96.25%。

“虽然现在很多农民还没有很强的股东概念，但对于算收入账他们心里是很清楚的。他们更在乎的是改革能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

盘关镇“三变”办主任何正国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等到2018年合作社盈利产生二次分红后，农民脑海中股东的概念就会更强些。

盘县“三变”改革股权证副本。

留守老人种不动地了

牛福香和69岁的老伴是贾西村里典型的大龄留守老人，三个儿子都常年在外打工，家中的八亩土地主要靠老两口维持。

“前些年土地没入股，我和老伴两个人要种八亩土地，土地离家有1公里的距离，种地的土肥和谷物收成（玉米、土豆）都是用背篓一点一点地背。”牛福香说，年纪大了，实在背不动了，只能背一路歇一路。

十年前，牛福香肺部染病，吃药过多，胃部一度大出血，身体大不如从前。期间，他在邻近的云南省曲靖市医院和当地的土郎中那断断续续治疗了七八年，治病总共花费掉了三四万。

三四万的医疗费用，对于贾西村这个贫困村的农户来说，是笔不小的数字，牛福香八亩土地一年的毛收入才4000元左右。因为患病，牛福香和他老伴被认定为村里的一般贫困户，是精准扶贫的对象。

“以前地上种玉米、土豆，每亩土地的毛收入也就四五百元，八亩土地种下来，一年毛收入仅有4000元，除下成本也就没多少了。”牛福香说，两个人累死累活，勉强够吃饭。

“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活越干越吃力，实在是干不动了。”牛福香说，2015年他主动向合作社申请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八亩土地一年的保底分红就有3200元，还可以空去时间到刺梨产业园干点清闲的工活，除除草、刨刨土，一天工资就50元，老两口一年下来也有一万六的收入。

2017年，合作社又给牛福香安排了一个收入更稳定的岗位，让他打扫一段长约两三公里的柏油机耕道。这段柏油机耕道，从合作社所在地原贾西村小一直延伸至后山坡的刺梨产业园观景台。

“八亩土地保底分红3200元，做环卫工每月1500元，一年下来就是一万八，老伴在刺梨园区上工每月六七百，这样算下来，两个人的收入一年就有近3万元，现在的收入比以前多多了。”牛福香给澎湃新闻记者算了算今年的收入账。

“以前是没得选择，要吃饭，不干也得干，背不动也得背；现在即便不干活了，起码还有土地入股的保底分红和二次分红，跟原来种地的收入差不多；何况合作社还给我安排了一个收入更稳定的岗位，每天早上只需拿着扫帚扫两三个小时的马路，劳作强度比以前小多了。”牛福香笑着说，“股东不股东我不懂，但现在日子清闲多了，生活质量也比以前高了。”

以后买个小轿车给娃开

和牛福香一样，变身为股份农民后，任广卫的家庭收入也翻了数倍。不过，他们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的理由却并不完全相同。

任广卫在养蜂基地“看蜂”

现年46岁的任广卫是农村中年一代的代表，他们年富力强，不担心没有劳动能力种地，触动他们作出改变的更大动力是入股合作社后，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了，他们可以选择在合作社务工或外出务工，赚到比土地上更多的收入。

出生于1971年的任广卫，是贾西村十组的村民，一家五口，上有因病失语的老父亲，下有两个女儿，一个在读初中，另外一个在县里念高三。

任广卫没有外出打过工，他和妻子一直在农村种地，22亩土地让他们夫妻俩一年忙到头。由于土地贫瘠、水源不好，地上只能种植玉米、土豆等耐旱传统作物。

任广卫说，以前种地劳动强度很大，到地里的路又没修通，地里的农家肥都是靠双肩背过去的，一次要背100多斤，即使天黑了也要把当天的农活干完才会回家。

“尽管有22亩土地，但是这边种地就是看天吃饭，农作物产量并不高，一年玉米产量只有5000斤左右，土豆2000多斤，而且传统作物价格也便宜，玉米能卖1块左右，土豆卖2元。”任广卫说，地上一年毛收入还不到一万元。

土地上收入不高，让这户五口之家曾一度犯愁。

“以前生活很愁，两个小孩读书、老人又经常生小病，地上赚的钱还不够开销。”任广卫回忆说，以前地上种什么，家里餐桌上就吃什么，基本上很少买菜吃。

2013年前，任广卫一家还住在上一代留下来的破旧木结构瓦房内，五口人挤在两个小房间生活。

“以前住的房子差不多是危房，漏风漏雨的。”任广卫说，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会下小雨。2013年正好国家搞危房改造政策补贴有1.2万，当时就找亲戚东拼西凑借了十几万，盖了一栋占地120平米的两层小楼。

虽然居住条件改善了，但土地上的收入却一如既往，没有什么增加，偿还债务的希望看上去似乎也不知着落。

2013年下半年，聂德友返乡创业搞刺梨产业种植，一开始他只是购买刺梨苗分发给贾西村的村民种植，等挂果丰收后再以1.5—2元的价格保底收购。没想第二年春耕时，栽种的刺梨大部分都被老百姓犁掉了。

任广卫手持盘县“三变”改革股权证和入股合作协议

任广卫亦是首批尝螃蟹的人。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拿出家里5亩多坡地栽种了刺梨。

“我没有犁掉地里栽种的刺梨苗。”任广卫说，当时持观望态度，后来合作社也开始搞“三变”改革，那5亩多坡地就先入股合作社了，并拿到了当年的保底分红，每亩400元/年。

任广卫说，坡地是比较贫瘠的土地，一年的保底分红比自己种玉米拿得还多。

尝到甜头后，在2015年下半年任广卫索性把家里所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都入股到了合作社。

“22亩土地入股，保底分红一年就有8000多元。”他算了下，还可以把家里两个主要劳动力解放出来，到合作社旗下的刺梨产业园区做工，两个劳动力在合作社做工的收入一年就有5万多，两项收入加起来家庭收入就有6万左右。

自2015年下半年起，任广卫和妻子都在合作社做长期工，每个月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差不多有4600元左右。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近两年后，任广卫还清了2013年建新房欠下十几万的债务。

“今年刚刚还清建房欠下的债务。”任广卫说，现在收入比以前多多了，小孩读书不用借钱了，还能存下点钱。

2017年，任广卫在合作社的养蜂基地“看蜂”，早上八点上工，晚上六点下工，中午休息两个小时，一天工作八小时。

如今在家门口，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后，任广卫也开始畅想未来的生活。

“再缓个两年，以后买个六七万的小轿车给娃开。”任广卫拿着红色的盘县“三变”改革股权证说，现在农村买车也很普遍了。

想到园区去打工

1969年出生的任美翠，是贾西村二组的村民，她家是典型的因病返贫的家庭。

一场突如其来的癌症，让任美翠失去了丈夫和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

原本一家六口人，她和丈夫育有四个女儿，大女儿早已出嫁，二女儿刚出来，在湖南打工，三女儿和四女儿都在贵州省内上大专。

“以前丈夫在外面做点散工，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他。”任美翠说，2015年丈夫因患肺癌去世，不仅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还留下10多万的债务。

任美翠家有三亩坡地，多年前她在村小组开了一个小卖铺。丈夫走后，家里的收入来源除了土地上的那点收成，就剩那个开了多年的小卖铺。

“3亩坡地种的玉米，一年纯收入还不到1000元。”任美翠无奈地说，现在小卖铺的生意也不景气了，每个月平均纯收入有300元就算不错了，两个女儿读大专的学费都是贷款的，部分生活费是靠大女儿资助。

任美翠一家四口，住在一间面积不大的一层小平楼里，小平楼隔成了两个大开间，一个开间用作开小卖铺，另外一个是厨房和住宿混在一起，屋内塞满各种物件，显得非常凌乱。小平楼屋顶有裂缝，下雨天也会有渗漏。

由于家庭情况比较困难，2016年，任美翠一家四口吃上了低保。

2017年，任美翠申请了危房改造的指标，她在小平楼旁边盖了一栋面积相对较大的新楼房。

“盖这栋新房，政府危房补贴资金大约有3万多，我自己还向亲戚借了5万多。”任美翠说，“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补助资金，根本盖不起这样的新房子。”

丈夫走后，任美翠既要耕种3亩坡地，又要照看小卖铺，一个人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于是，2017年年初，她主动将3亩坡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也变成了“股东”。

“入股合作社后，3亩坡地的一年保底分红就是1200元，比之前自己耕种收入还要多些。”任美翠说，小卖铺开了多年，现在生意一年不如一年，东西卖不动，很多都快过期了。

“我想把小卖铺盘出去，自己到刺梨产业园区去打工，”任美翠说，在园区打工每个月的工资差不多1500块左右，总比自己守着这个不景气的小卖铺强。

（编辑：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