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 | 视频|8集微纪录片《上海记忆:他们在这里改变中国》⑥——返城还是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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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新闻Knews综合
2017-12-01 18:02
历史叙述人菲利普•肖特开场白
建筑,往往是权力的象征。1927年,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就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所在地。“4.12”政变后,国民党采取了残酷打压的政策,罢工被严令禁止,工会被压制,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更加严酷。问题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对于中共中央来说,上海还是一个久留之地吗?如果留下,策略是什么?有没有第二种选择?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第六集 返城还是上山
1927年7月,内部空虚的武汉国民党汪精卫政府公开反共,这个曾标榜与共产党合作的人背叛了革命。曾短期迁往武汉的中共临时中央面临最现实的抉择,迁回上海。尽管这里也有国民党的镇压,但未必不是上策。这里有强大的工人力量,党的组织系统深植在民众中间。
两年前的1925年,毛泽东提出党的关键问题在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4.12大屠杀”的惨痛教训证明毛泽东的论断何其正确。
云南中路171号天蟾舞台,1927年,这里是公共租界的商业闹市区。
舞台旁边有楼梯直接通向二楼的房间,这里是一处秘密的中央机关。常到这里来工作的有邓小平,不久前他刚从莫斯科学习归来。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例如警察偷袭,与会者可以迅速撤离,通过相连的背后通道混入剧场里的人流。
这个名为“福兴”的商号主要经营纱布,它是中共临时中央的秘密机关,也成为实际的中枢。在“福兴”楼下,有一个诊所,附近有许多商店,甚至还有风月场所。
这个高度机密的机构坚持达三年之久。商号的熊老板和老板娘操持着上海临时中央的总务和后勤工作,这对假扮夫妻后来日久生情。
然而,共产党人的爱情,生不逢时。党中央驻地在上海,于是党内大量的高级干部也聚集此地。不论生活与工作,都有生命危险。被捕者的名单不断加入新的名字,越来越长。那些拒绝放弃信仰的人被一个个处死。
山阴路69弄90号,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被捕;
四川北路志安坊190号,1927年7月2日,赵世炎被捕;
江宁路,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被捕;
新闸路613弄12号,1929年8月24日,彭湃被捕;
杨树浦许昌路,1930年5月6日,恽代英被捕;
南昌路,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被捕。
可见,这些地方相隔不远,方圆几英里,大多在租界内。可以看出,共产党人是真正在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作为保护,来反抗国民党。然而,1927年之后,状况发生了变化。外国人的治外法权遭到削弱,在非条约口岸,中国法庭享有国民司法权。国民党政府要求租界警方引渡这些他们所称的共产党“罪犯”。绝大多数情况下,警方并不愿意拱手相让,但蒋介石政府无法容忍,乃至无一例外引渡共产党人。
面对残酷的镇压和随之而来的牺牲,中共党员数量骤减。人们开始自问,无产阶级革命的苏联模式是唯一的途径、甚至是正确的途径吗?中共领导层内部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中共领导层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之间也在争论。
然而,这也有积极的一面。国民党发动“4.12政变”,随后开始大屠杀,促使共产党人更加独立思考、独立抉择。与其盲目地跟随莫斯科的指示,部分党内领导人开始探索将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发动农民的可能性。在广阔的农村,国民党政权鞭长莫及,只要共产党推行的政策惠民利民,得到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就能够建立起强大的根据地。
毛泽东是领悟这个道理的第一人。他拒绝听从攻打长沙的上级命令,收拾队伍奔上了井冈山,在那里创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不久以后,有许多人纷纷效仿。
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共产党人的“秘密交通线”,它从上海到江西的中央苏区。许多人都走过这条路线,其中就有1931年的周恩来。那时,已经转入地下的中央委员会授命他筹备党的领导机构的转移,一旦留在上海压力过大,则准备向江西苏区转移。周恩来乘海轮到汕头,然后乘汽船到潮州。此后,沿赣江乘小船到大埔,从大埔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到福建永定。最后一段,通过上杭、汀州,到达红色首都瑞金。
在国民党控制区穿行,跨过国共军队争夺的无人地带绝非易事。但是,中共中央就是通过这条路线,最终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随着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走进农村,一个个革命根据地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建立起来。不仅如此,许多共产党人一直在这条路线上来回往复。党中央诞生在上海,它的领导者们明白,即便红区是一块通向最后胜利的跳板,革命运动依然需要在城市——在白区取得成功。
(本片由上海市档案局(馆)、真实传媒有限公司独家授权播出,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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